“一個老人，扛著球包，花十幾二十美元，便能輕松享受一上午高爾夫。”這是北京體育休閑產業主席田常波，對歐美高爾夫發達國家大眾參與高爾夫“常態”的描述，而“輕松”背后的便利性，則建立在廉價的高爾夫球普及球場，和公園綠地中常見的高爾夫球基礎項目上。

　　“美國大約有兩萬個球場，高爾夫人口占總人口的10%；日本球場數量達到2600多個，中國才有500～600個，相比起來，我們的群眾基礎、場地設施和發達國家真沒法兒比。”某地方高爾夫球協會負責人表示，球場性質的差異是造成中國高爾夫球場門檻較高的關鍵，“國內基本是私人球會，建造成本高，商業需求明確，但國外很多是公共球場，是強調公益性的政府行為，因此價格較低，能面向大眾。”該負責人以球場配套的會所為例，“在美國，有些社區高爾夫會所，只有一輛公共汽車大小。”

　　“沒有球車、沒有球童，甚至沒有地方能打完球后沖個澡。到球場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打球。”這樣的場景，對抱以“幾乎所有的球場都是會員制的，會員在繳納了昂貴的會費后，每年還要繳納一定的管理費，打球時，還要再繳納球車費、設施費等，必須有一定經濟基礎才能玩，甚至只是官商的游戲”認知的中國人而言，難以想象。“高爾夫只是一個無辜的體育項目，只是在發展過程中被當作可利用的工具，應當正確看待。”田常波的看法受到多數業內人士的認可，“原來開小汽車也被視為腐敗、穿得花哨也會引來爭議，還是時間的事兒，當高爾夫人口上去了，很多觀念也就改變了。”

　　進駐郊野公園、在新建綠地中占有比例，田常波為投資維護成本低廉的小型高爾夫設施考慮過很多“歸宿”，但常常遭遇“談球色變”的情況。自2004年，國家政策對高爾夫球場轉入“禁止階段”后，2014年至今，政策對高爾夫頻頻施以重拳，因此，業內掀起的風暴讓“高爾夫”一度成為敏感詞，業內外都不愿輕易觸碰。

　　“整改球場并不等于要取消高爾夫，而是要在中國還高爾夫一個清新面貌。”首都體育學院院長鐘秉樞表示，將高爾夫產業納入法制建設的軌道，建立相關行業規范標準，是產業健康發展的保證，“比如，政府利用水價調控倒逼高爾夫企業精細管理、調整結構；例如能否推出廉價的符合普通群眾需要的產品，又或者能否關注小型的、適合社區和面向公眾的設施。”

　　“脫離群眾，就意味著這項運動喪失了長久、可持續發展的土壤和動力。” 作為執法大滿貫賽事的中國第一人，高爾夫球國際級裁判李金亮建議，在中國推廣高爾夫，首先要努力摘掉其“貴族運動”的帽子，如大力推廣公眾高爾夫球場、推廣更廉價、更容易入門的室內高爾夫項目、讓高爾夫走進校園等等，“目前國內已存在一些公眾球場（深圳），騰出更多的時段，接納更多的人進入球場。只有能讓高爾夫接地氣，才能讓大眾真正地了解并打心眼兒里接受這項運動。”

　　就我國目前高爾夫的消費人群而言，“白領和中產階級的普及度都不高，可這就是發展空間。”田常波認為，在體育休閑產業中，高爾夫是拉動產業升級的重要部分，因此，需要轉換經營重點，擴大參與人群，“消費人群轉型，才能實現轉型，重點并非場地管理設施。”

　　面向公眾的球場，被學界視作未來高爾夫發展首選的突破口。“健身房的發展也是走同樣的路。”鐘秉樞介紹，曾經的健身產業同樣全是大型、豪華的健身房，在商業區、占地面積很大，卻沒有盈利，“這些企業紛紛倒閉，無非其社會影響力沒有高爾夫球場那么大，但洗牌過后，健身會所也實現了從高大上到深入老百姓社區的轉型。”

　　從賽事角度而言，“10年前，國內只有寥寥數場職業賽事，國際賽事大概只有VOLVO中國公開賽還算拿得出手。現在每年在國內舉辦的有影響力的國際賽事已超過10個，甚至包括匯豐冠軍賽這種世界頂級賽事。”在李金亮看來，高爾夫職業化發展明顯，但國內業余比賽和青少年比賽的數量大幅度增長更讓人欣喜，“越來越多的家長愿意讓孩子學高爾夫，這也是國內每年大大小小青少年賽事多達近百場，但報名仍然火熱的原因。”

　　在美國，每年有數千場青少年高爾夫賽事，打得好的小球員，會優先進入美國名校，并享受高額的運動員獎學金待遇。而這樣的“福利”在國內也初現端倪——2014年年底，國家體育總局科教司發布了177號文件，表明在全國比賽獲得前3名、亞洲前6名、世界前8名，并符合2015年高考報名條件的高爾夫運動員，都可以申請免試升大學。

　　這在某地方高爾夫球協會負責人眼中，正是提升青少年基礎的“利好”，“高爾夫是奧運項目，我們也出現了關天朗、馮珊珊等一大批年輕優秀的高爾夫明星，但他們大部分的成長還有其特殊性，如果政策能促使更多的學校開設高爾夫課程，不僅能讓學生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還能發掘更多有天賦的孩子。畢竟在學校里，高爾夫就是一個體育項目，沒有社會上亂七八糟的符號，孩子對高爾夫的看法也能更純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