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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同事都去旅游散心了。”在北京郊區某高爾夫球俱樂部副經理辦公室里，王哲（化名）一邊點開朋友圈里同事發自泰國海島的陽光，一邊瞄著窗外等待預報中的2015年北京第一場雪。“散心”被入行近10年的他，視作是對2014年工作“低氣壓”的反應，“這可能是10年來經營業績最低的一年，各俱樂部至少下降了20%～40%不等。”

　　在王哲的記憶中，上一次低潮出現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A股滬市從2007年的6124點降到2008年最低的1664點，一部分高爾夫消費人群在這次速降中流失，“但仍不及此次中央對政府官員及國企高爾夫消費的規范影響明顯。”因為官員、國企和普通富裕階層3個高爾夫主要消費群體的比例大致為2∶4∶4，“原來熱鬧時的接待量能達到70～80% ，而現在只能達到當時的40%。”

　　現在，位于郊區的球場因封場顯得更加冷清，只有一些工作人員在維護草坪。對北方的球場而言，這是每年12月至次年3月必然的蕭條光景，“這就是北方球場比南方球場更難經營的原因。”三季經營，并不意味著免除一季成本，球場的基本養護和人工成本仍在繼續，“一個球場的固定養護，沒有50人是干不下來的，每個人的工資在三四千元”。

　　但人工成本在政策的變化面前，卻常常顯得微不足道。2014年5月，北京地區高爾夫球場被納入特殊用水行業，每噸水費由原來的4元提到160元。“雖然現在只是暫行的條例，主要地下水是這個標準，但大部分球場已經接到水單了，提升比較明顯。更多的企業開始大量使用中水，建立雨水收集湖等等。”

　　此外，稅收問題同樣困擾著不少高爾夫球場經營者。2008年底，國家曾調整高爾夫自2001年以來全國統一實行20%的營業稅稅率的規定，調整其稅率為5%～20%之間，不少省份選擇了下限，但北京依然居高不下，“現在還按娛樂稅交，是15%，但如果把高爾夫視作體育場館的話，只需要交3%。而且還有土地使用稅等。”王哲介紹說，綜合以上成本，每年投入3000萬元左右的高爾夫球俱樂部，全年運營收益約4000萬元的，僅占全國的10%左右，而大部分俱樂部的收益僅為2000萬元左右，“所以，大部分俱樂部都在虧損，多以資方維護商業關系的目的存在，以其他方式再來彌補（有地產商背景的球場多以銷售房地產資金回籠）。”

　　高爾夫作為一項戶外運動，常常因大風、雨雪、霧霾等問題影響經營，王哲表示，這是一個“看天吃飯、看人吃飯”的行業，“作為實體存在的球場，是高爾夫產業鏈中最低端的部分，也是受政策影響最直接的部分。”在王哲進入高爾夫行業的10年間，中央政策對高爾夫球場的整治一直未間斷，但2014年顯得尤為嚴峻，“高爾夫的圈子很小，一個消息出來，大家瞬間都知道了，就政策而言，只要攤上，哪一條都受不了。現在行業里都在互相盯著，每次整改的消息都讓業界深受觸動”。

　　對于面臨取締的俱樂部，轉型成為必然，但對于大多數 “自信”的俱樂部而言，轉型只是“迫不得已的最后選擇”。北京另一家具樂部高管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除了球場的特殊性難以轉型外，如果行業大面積轉型也并非好事，“首先，18洞1200畝的球場轉化為綠化用地，相關部門需要進行維護；其次，損失高額稅收的同時，一大批從業者的再就業也是難題。”所以，“現在先把肉留住了，以后怎么樣再說吧。”

　　“扛到最后”同樣是王哲所在俱樂部的選擇，“現在的整改對行業來說，未嘗不是好事，至少北京以后很難再有球會了，競爭對手經過一個篩淘的過程，好的東西留下來也是好事，雖然現在很難受，但我們都期待整改結束后，留下來的球場有合法手續，市場能重新規范起來。”至于政策解凍，王哲看著窗外悄然落下的初雪感嘆道：“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希望我們能扛到那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