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哈爾濱448名事業編環衛工正式上崗。此前招聘共有2954名本科生、29名研究生成功報名。其中22名研究生落選，主要因對環衛工作認識不夠。落選者之一的王洋稱“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編制里。”(1月14日《華商晨報》)
這名落選研究生對事業編制傾注了太多的悲情，涂抹了太多的功利色彩。
事實上，中國大學生對事業編制的追捧，僅次于公務員崗位。這固然彰顯了國家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崇高，體現了“體制內”的優越性。然而，狂熱追捧的背后，折射出了當今社會對事業編制的非理性解讀，放大了事業編制蘊含的附加值。殊不知，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就是為社會和群眾提供公共服務的一個普通的勞動群體，并非坐享其成的“鐵飯碗”。
不可否認，許多大學生雖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受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分割，他們的身份依然是外來工，因此享受不到城市的配套福利，在利益和情感上都與城市隔膜重重。因此，他們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擇手段，也要落戶城市，成為一名真正的城市居民；而取得事業編制，顯然是落戶城市的一條通道。
要想消除“死在編制里”這種社會病態，必須摒棄強加在事業編制上的附加值，讓其回歸本質，精簡機構和人員，真正打破事業編制的“鐵飯碗”。特別要打破戶籍壁壘，讓外來人口能夠平等地享有城市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從制度上給他們以心理認同和歸宿。(張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