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李云舒報道 近日，歌手曲婉婷在微博發文，引發關注。有網友對其隔空喊話：“母親被羈押后6年不敢回國一次，卻在國外用贓款逍遙自在，這就是你的孝心嗎？”據悉，曲婉婷母親張明杰曾任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發改委副主任、市城鎮化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2014年9月因涉嫌貪污、受賄與濫用職權罪被羈押，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中。

　　輿論關注此事，正是因為人們痛恨腐敗分子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攫取大量不義之財，滿足親屬子女奢靡生活。現實中一些案例也正是如此，有的甚至是配偶子女移居海外，財產轉移到境外，隨時準備“跳船”，這樣的領導干部與黨和人民離心離德，與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馳，必須受到黨紀國法嚴懲，為其違紀違法行為付出應有代價。

　　向海外轉移財產，一有風吹草動便逃之夭夭

　　今年6月，外逃加拿大的“紅通人員”、原鐵道部運輸局營運部調研員(正處級)海濤回國投案。海濤于2013年1月外逃，是黨的十八大之后外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他在退休前十年就違規獲得外國永久居住權，配偶子女均已加入外國國籍，是典型的“裸官”。

　　對于最終目的是出逃的腐敗分子來說，將大量資產轉移到海外是外逃的基本步驟，是其外逃的基礎和目的之一。“百名紅通人員”之一肖建明，在擔任國有企業云錫集團董事長期間，涉嫌在國內收受大額賄賂，并利用職權安排親屬在云錫集團境外投資企業冒領數額不菲的薪水。外逃之前，肖建明還通過各種手段安排主要關系人移居海外，并在海外購置了房產，自以為已經“鋪好后路”。

　　“裸官”更容易無所畏懼地貪財

　　“‘裸官’未必是貪官，但‘裸官’更容易成為貪官，因為他沒有后顧之憂，更容易有無所畏懼的貪欲。”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這樣評價“裸官”。對于配偶、子女定居國外的“裸官”而言，為支付家屬在境外高額的生活開支，也更可能貪污受賄。部分“裸官”在把配偶、子女處心積慮送往國外后，通過各種方式將贓款轉移至海外家人的名下，認為即便自己不慎“翻船”、外逃失敗，也可犧牲一人而保家人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

　　近日，內蒙古自治區國防科工辦原主任、經信委原副主任文民因犯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隱瞞境外存款罪、濫用職權罪，一審獲刑18年。在文民的諸多違紀違法行為中，便有他出于“愛子之心”，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金，為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女兒在墨爾本購置房產之舉。同時，他還以其女兒名義，通過非正常業務流程將人民幣兌換成美元存在新加坡華僑銀行，用以規避名下財產。

　　公職人員具有申報境外存款的法定義務

　　難道境外真的是轉移贓款、隱瞞收入的樂土？

　　“公職人員具有申報境外存款的法定義務。不管該存款的來源是否合法，不論是在境內境外的工作報酬、繼承遺產或接受贈予，還是違法犯罪所得；也不論是本人親自存在境外，還是托人輾轉存于境外，都屬于境外存款，應當如實申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研究室有關負責人表示，這是國家對公職人員設定的一項強制性義務，黨紀、政紀和法律都有相關具體規定。

　　我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在境外的存款，應當依照國家規定申報。數額較大、隱瞞不報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

　　梳理相關報道可以發現，近來落馬官員的罪名之中，“隱瞞境外存款”這一項并不罕見。如，原廣東省公安廳警衛局局長陳榮貴因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九個月；上海機場集團原黨委副書記、董事長吳建融因受賄罪、隱瞞境外存款罪，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等等。

　　隱瞞境外存款罪給國家公職人員劃出了明確的紅線：境外不是法外，即使處心積慮將贓款轉移到境外，到頭來也只是給自己增加了一項罪名。

　　不止存款。按國家有關規定，公職人員及其配偶、子女在國(境)外工作、生活和留學，及擁有境外銀行存款、購置房產、投資等，都屬于需要報告的個人有關事項，必須向單位或組織申報。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發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明確提出：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不得列為考察對象。各級組織人事部門結合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工作，對“裸官”進行摸底。近千名在限入性崗位任職且配偶或子女不愿意放棄移居的領導干部，最終被調整崗位。

　　2017年，黨中央修訂印發《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和《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查核結果處理辦法》兩項法規，進一步調整了報告對象，完善了報告內容，并將抽查核實和結果處理制度化，強化對“裸官”的從嚴管理。

　　“將領導干部‘家事’‘家產’等向組織報告、接受監督，不是小題大做。”甘肅省社會科學院教授鄭本法表示，不少“問題”干部，在隱瞞個人有關事項的背后是違規違紀，甚至違法行為的開始。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抓早抓小，就可以防止小錯釀成大錯。

　　加強對公職人員向境外匯款行為的監管

　　“裸官”之所以引發輿論不滿，正是因為一些“兩面人”干部一邊口口聲聲說著愛黨愛國，一邊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與家人謀后路，妄想“內外通吃”，帶來極壞的社會影響。

　　這種“兩面人”的存在，與監督缺失、缺位不無關系。以文民為例，他從一名基層干部成長為正廳級干部，近20年間，先后在海南、珠海、青島、威海、包頭、澳大利亞等地購買36套房產，卻沒有被發現查處。

　　對此，中國廉政法制研究會副會長鄧聯繁建議，這種同黨離心離德的干部堅決不能用，要加大這方面的抽查力度。

　　“建議加大加強對公職人員向境外匯款行為的監管，例如建立公職人員向境外大額匯款行為的監測報告機制，監測的范圍可以擴大到其配偶子女等近親屬，金融部門一旦發現他們有大額匯款行為，應當及時向紀檢監察機關報告。”有專家表示。

　　讓境內贓款“轉不出”、境外贓款“追得回”

　　黨員領導干部的家人或財產在國外，成為“裸官”，不僅容易受到國外的監控，某種情況下也可能危及國家安全。

　　“我在國外沒有一分錢資產，搞‘制裁’不是白費勁嗎？當然，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凍結之用。”

　　8月7日，美國財政部對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11名中國內地及香港官員實施制裁，除了涉及簽證、服務與商品等，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凍結在美國私人財產。對此，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的回應十分硬氣。

　　在把人看緊、把門關死的同時，我國追贓力度正持續加大，運用政府合作、違法所得沒收程序等手段，對境外贓款進行查找、凍結、沒收和返還，努力實現境內贓款“藏不住、轉不出”，境外贓款“找得到、追得回”。

　　據統計，2014年至2020年6月，我國共從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7831人，追回贓款196.54億元；其中，國家監委成立以來，共追回外逃人員3848人，追回贓款99.11億元，追回人數、追贓金額同比均大幅增長，改革形成的制度優勢進一步轉化為追逃追贓領域治理效能。

　　2020年繼續被列為“追贓工作年”，對外逃腐敗分子的涉案財產應凍盡凍、應收盡收，加大對涉腐洗錢犯罪的懲治力度，努力實現境內贓款“藏不住、轉不出”、境外贓款“找得到、追得回”，切實把腐敗分子盜竊人民的財產如數追回、還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