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改革與宏觀調控，常被視作經濟工作兩個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與調控越來越深度交融、相得益彰。在日前召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是一場改革，要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打贏新常態下的攻堅戰、持久戰，必須讓改革成為調控的“常規武器”。

　　狹義的改革，一般是指經濟體制機制的革故鼎新，比如商事活動的便捷、簡政放權的深化；調控主要解決的是中短期宏觀經濟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矛盾。正確理解中央提出的“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改革與調控不能再各說各話、各干各的，而要用改革的辦法全面落實“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調控任務，強力矯正供需結構的錯配和要素配置的扭曲。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為原有的招數有局限、見效太慢。比如化解過剩產能，不僅要刺激消費，也要對無藥可救的“僵尸企業”出重拳、下狠手，該停的停、該關的關，更進一步則要終結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政績工程。盡管這種“硬碰硬”的扭轉較之“軟綿綿”的間接性調節，可能會產生多一些陣痛，但是收益也更高，進而避免“不改革就是長痛”的悲劇。

　　另一方面，改革又不僅是調控的手段，長期看也為宏觀政策規劃出明確的路徑指引。去年以來，有的省份房地產市場“去庫存”力度不小，但放大成交量的同時也推高了價格，堆積起來的信貸泡沫更違背了“去杠桿”的目標。正因此，這次會議明確要求“現階段推出的短期調控手段，也要注意同改革目標一致起來”。以改革的方式“去庫存”，就是要讓商品房回歸商品、而非投資品的屬性，讓農民工跨越戶籍的門檻，進城安居樂業。

　　改革也打開了宏觀調控的格局。在通常的認知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堪稱調控的“左膀右臂”，但如果只有左右手的協調配合，則與其他國家的政府干預并無二致，發揮不出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提高改革效應，放大制度優勢”，內涵正在于將公有制的優勢注入宏觀調控的行動。比如推動國企成為真正市場主體、終結人浮于事等大企業病，激發的提質增效要比單純的貨幣加碼、財政補貼療效好得多。

　　世間無不變之法。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宏觀調控也要主動適應、引領新常態；讓改革成為調控的利器，調控本身也要改革，也要在實踐中反復探索、不斷前行。各地各部門的決策與部署不能隨意化，更不能朝令夕改，關鍵在于機制化建設，提高這一重要行政行為的法治化、科學化水平。宏觀調控本質上是預期管理，加強對經濟前景的預期引導，使市場和企業對我們的政策有信心、對我們的改革有信心、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有信心。

　　改革的時間窗口，稍縱即逝。“只要看準了的改革，就要一抓到底，務求必勝。”既然將改革納入調控的“組合拳”，那就要用調控的效果來衡量改革的績效。“降成本”有沒有實實在在減輕企業的負擔，“補短板”有沒有真真切切打造升級版的產品與服務，都決不能“紙上劃劃，墻上掛掛”，而要細致入微“較真”起來，“既要督方案落實，也要督責任落實”。一具體就深入，一具體才深刻，把改革方案與調控目標相結合，把改革舉措與調控手段相聯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定能在“十三五”開局之年提振起制度自信的精氣神兒。周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