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網上出現一則“法國規定，下班后公司給員工打電話違法”的新聞。調查發現，這是法國兩家工會與雇主協會簽訂的一份《諒解備忘錄》中的要求。根據該項要求，法國公司將不允許在非工作時間向員工發送郵件和打電話。

　　該消息一出，迅速被國內各大新聞門戶網站轉載，引起熱議。大部分網友表示十分羨慕法國員工，認為“加班有罪”一說簡直是“業界良心”，“求與國際接軌”、“中國該反思勞動法”等字眼頻現。近年來，加班壓力成為職場新困擾。在一些專業公司的調查報告中，加班已經成為中國公司很常見的現象。

　　“加班對于員工來說，就等于上下班時間完全無分別。”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樂君杰對網絡上的怨聲載道表示理解。但是從法律角度來看，上海財經大學王全興教授和華東政法大學董保華教授均表示，網友呼吁修改勞動法，希望由立法規定“禁止下班后給員工打電話”的想法在中國行不通。

　　在對40多名不同領域的企業員工進行采訪后發現，與網絡上眾口一辭的評論傾向不同，許多被訪者正面臨著復雜各異的加班問題。

　　從“意式咖啡”到“法式福利”

　　“每逢五一長假，最怕領導一通電話把我召回單位修改文案。”去年剛畢業、在私企工作不足一年的吳晴（化名）在接受采訪時流露出對法國員工的羨慕。雖然她所在的公司比較人性化，免費提供的水果沙拉和意式咖啡都“很對胃口”，但吳晴還是寧愿下班后立刻回家和親人一起共度時光。

　　對于吳晴來說，如今“意式咖啡”早已比不上“法式福利”更有吸引力。

　　然而，諸如“水果沙拉”、“意式咖啡”等公司上班時的人性化福利，恰恰是30年前在“改革開放”的哨聲中，國內企業與國際接軌的第一步。

　　改革開放之初，剛剛進駐中國的外資企業聚注了無數國人的驚羨目光。格子間、咖啡機、玻璃幕墻寫字樓、往來穿梭的西裝革履，在那個年代，外企的高薪和福利，成了時代的驚嘆號。

　　30年后，曾經專屬于外國企業的豐厚待遇對于中國本土公司而言已非常普遍。

　　如今很多國內大型民企內部均設有活動室、休閑區供員工們運動玩樂，咖啡和甜點也早已不足為奇。根據媒體公開報道，被稱為“酷炫”的奇虎360大樓內，健身房、桌球臺等娛樂設施配備齊全，休閑空間裝潢前衛；有的公司不僅有籃球場，還有釣魚塘。員工的福利在這些設施的爭相升級中不斷得到重視，還有讓人感覺更體貼的是，浙江、福建等地出現公司派專車接送員工子女上下學，以解除雇員們的后顧之憂。

　　國內企業不分規模大小，都力圖在書寫“人性化”時濃墨重彩。可是此時，什么才是員工真正想要的福利？

　　事實上，就在國內企業“福利”努力與“國際接軌”之時，西方國家的關注點已經悄然轉向。從“上班免費茶點”到“下班拒接電話”，就是從“獲得工作福利”到“爭取休息權利”的變軌。高福利僅僅存在于公司大樓之內，這是企業給工作時的員工吃下的一顆定心丸。如今，在“守住工作空間”和“釋放個人時間”的博弈中，西方工會組織向“有福利沒權利”說不，要求員工下班時間拒絕接聽公司電話，認為員工的核心利益才是真正的福利，此舉再次吸引了國人羨慕的目光。

　　“加班有罪”還是“加班有理”

　　與網上眾口一辭的吐槽不太一樣的是，也有人對加班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和不同的答案。28歲的陳先生就職于國內一家軟件公司，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下班后領導打來的電話時，他表示完全理解并且毫無怨言。“客戶就是上帝，確實該我們迅速解決的問題，加班是必須的。”陳先生相信，工作的目標就是要“做好”，“這樣公司整體信譽好了，每個人發展前景才會更好。”

　　隨著進駐中國的外企數量增多，時差問題成為造成外企員工加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一位英特爾員工稱，在中國，總部位于國外的高新技術企業大量存在。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硅谷為例，中國北京時間與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時間存在15小時的時差，“這導致如果召開全球同步電話或視頻會議，必有一方犧牲休閑甚至睡眠時間。”

　　“加班接受度在某種程度上依年齡分層，青年人拼搏心進取心較為強烈。”新浪人力資源部一名員工透露，曾經有一次公司招聘國外網站同步翻譯人員，要求工作時間為凌晨12點至次日早上6點。在向應聘者說明情況后，根據簡歷資料顯示，八成回答“能接受”的應聘者年齡在23～28歲之間，而得知工作時間后表示為難或直接拒絕的多是一些30歲左右、有工作經驗的人。“很多已婚人士考慮得會更多，家庭責任感更重。而對于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接受規則、珍惜機會尤為關鍵。”該員工分析說。

　　行業“潛規則”

　　據報道，法國此項協議“主要針對20萬～25萬IT工程師與咨詢師，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經常超時”。此項規定折射出的行業特性得到了就職于某咨詢公司的李先生的證實。“我在跟一個項目的時候，和同事們一起忙到凌晨3點才睡是常有的事。”在如此緊張的工作節奏中，“不接電話連想都沒想過”。

　　這種“行業潛規則加班”并不鮮見，媒體從業者也有這種無奈。董保華說，有一次自己在電視臺錄制勞動法的節目，結束時已經很晚了。旁邊的攝像師在結束后對他說，“您剛剛講完勞動法，可這眼前我們鏡頭蓋兒一蓋上，還不是照樣加班，沒有任何改變。”

　　對此，董保華表示，法律這個“顯規則”有時候在中國勞動力市場中“玩不轉”，起作用的大多是不同行業內部的“潛規則”，而多數從業者從入行那天起就對加班情況心知肚明。“很多員工從內心里就沒有、也無法用勞動法衡量自己跟企業的關系。當他選擇進入IT、媒體等行業，就做好了加班的準備。因為即使離開了這個地方，只要身處這個行業，下一個企業還是一樣。”

　　除了行業特殊性以外，考慮到未來的職業發展，對于一些員工來說，加班是在領導面前表現工作態度的無奈之舉。

　　對此，在中國工作已逾5年的西班牙人Chavi對一些現象表示很不理解，在他看來，一些中國人工作很久，但是毫無效率。“他們仿佛認為只要坐在電腦前很久，就意味著贏得‘工作優秀獎章’的一半了。”除了因“表忠心，引關注”造成的加班以外，領導個人的偏好習慣也成為員工不得不超時工作的理由。

　　就職于某能源公司的劉女士透露，“隔壁組里同事的前任上司生物鐘比較特殊，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他經常打電話召集大家凌晨2點起來匯報或檢查工作。如果第二天上班看到同事們全體精神不振，頂著黑眼圈走來走去，就知道前一天晚上又被集體‘傳喚’了。”劉女士稱公司要求24小時必須開機，因此在移動電源還沒有普及的前些年，她時刻隨身攜帶一塊充滿電的手機備用電池。

　　王全興認為，上述現象都指向一個問題，那就是企業領導具有絕對的權威性。“現階段，勞動力明顯呈現出供大于求的態勢。這造成就業壓力大，自然形成老板強勢。”王全興強調，只有供求關系改變，老板圍繞著員工轉，員工地位才會上升。

　　從中西方差異性的角度，樂君杰則認為，中國人將工作中的上下級關系泛化到生活，面對老板處處小心翼翼，俯首帖耳。相比之下，在一些西方國家，工作中雖然是上下級關系，但生活上是平等的。

　　靠立法還是靠行業自律？

　　那么依據中國法律，員工是否具有下班后拒絕接聽公司電話的權利呢？

　　王全興解釋稱，員工是否應該下班接聽電話，要根據崗位不同判斷下班后員工是否具有勞動義務。根據我國《勞動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條規定，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王教授認為，有的崗位勞動義務超過8小時，例如部分管理階層和銷售行業，就有接電話的義務，甚至要求24小時開機；如果普通工人沒有此勞動義務，就有拒絕接聽電話的權利。“這在初期簽訂勞動合同時，就應該說清楚。”

　　但現實狀況是，不僅很多員工不敢拒聽電話，甚至在面對工時糾紛時也比較被動。智聯招聘聯合北京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發布的《2012年度中國職場人平衡指數調研報告》顯示，中國職場有30.3%的人工作日的工作時間超過10小時，最長達16小時。據王全興統計，國內有關勞工時長的訴訟案件卻比較少見。

　　與法國相比，中國員工沒有主動為自己爭取休息權利的動作。那么，倘若法國真的對“拒接電話”立法，我國勞動法會借鑒嗎？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對中國沒有借鑒意義。”董保華強調，法律制度不是超前就是好，合適才是關鍵。“就像一雙鞋子，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合腳最重要。”董保華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勞動法標準低，而是標準執行困難。勞動法不需要再錦上添花了，因為8小時工作制已經領先。在此現狀下，法律應該走“低標準、廣覆蓋、嚴執行”的道路，而非一味拔高。

　　立法不可以，那么有什么合理的解決途徑呢？王全興認為工會與公司簽訂“集體合同”是一個可取的方式。“集體合同同樣具備法律效力，如果違反，可申請仲裁或者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此外，董保華號召社會要進行多元思考，運用道德規范、社會規范等多種手段，而不是單借助于法律一種工具。

　　“無論如何，從企業福利呼吁到拒絕加班的轉變，都反映了員工需求層次的提高。”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王江松教授認為，“30年前，中國把外企的高薪和文化搬過來，現在中國公司正在從工作時間上向其靠攏。”

　　對于未來勞動工時的規范問題，董保華認為，可以期待“不打電話不發郵件”等行為由企業老板自律發起，這將是未來企業人才競爭的重要環節。他預言，“既然高閑暇已經成為一些人選擇工作的趨勢，隨著企業對人才的需求增多，對閑暇時間的允諾將會成為一些企業選擇吸引人才的途徑。這種市場行為導致企業轉變，而且遠比立法來得快，要充分相信個體的自由選擇。”

　　樂君杰對這種依賴企業自律的想法并不樂觀。他表示，中國產業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業占大多數，利潤產生仍主要依賴機器，也就意味著個人勞動者主觀能動性與利潤關系不大，企業還是處于強勢地位。不過他認為，如果改變，將會首先發起于高新技術產業，因為利潤增長依賴個人，這時個人激勵機制符合企業利益，企業才會主動作出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