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身為男性，60歲可退休；如果是女“工人”，50歲可退休，如果是女“干部”，55歲退休；如果是“農民”，則不分男女，均可在60歲開始領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保險金；如果是省部級領導，退休年齡“一般不超過65歲”，副職則是60歲，這條線還可以根據實際工作需要略作調整，但至今仍在沿用的1982年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決定》中，并沒有明確國家級領導人的退休年齡。
不過，七年之后，對于普通工作人群而言，上述退休年齡線將向后延長，曾經明確的答案如今有了變數。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今年全國“兩會”的記者會上正式表態稱，希望能在今年之內，把延遲退休年齡的政策方案制定出來；明年報中央同意后征求社會意見修改完善；到后年正式出臺完整方案，并在至少五年之后開始實施。
尹蔚民同時透露的“小步徐趨、漸進到位”“每年只會延長幾個月的退休年齡”“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達到規定的法定退休年齡”，也讓延遲退休實施的官方路徑圖初露端倪。
這一明顯是相當謹慎的表態，終于給政府曾經諱莫如深、深怕只言片語便能引來巨大民意反彈的退休政策，擊發了起跑的信號槍；也使中國退休養老制度并軌的頂層設計工程，搬起了又一塊沉甸甸的拼圖。
在延遲退休政策亮起綠燈之前，中國的社會保障機制已經走到了人口紅利削減、老齡化形勢嚴峻、經濟增速放緩，養老財源收入增速落后于給付增速等多項因素夾擊的十字路口。自2013年末起，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的新方案就提上議事日程。統賬結合制度轉型、養老并軌、延遲退休等都屬核心議題。
延遲退休政策是否真的已經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刻？它又將如何與社保制度改革、進一步放開生育政策等其他政策板塊相互牽動？身處在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們，又會各自以什么樣的境遇，步入被延遲退休的人生？
延遲退休曾經很遙遠。“提前退休”“內退”等概念，一度是流行語。在退休年齡仍然參差不齊的今天，在決策者的話語中，老齡化的壓力、撫養比的快速提升，才是延遲退休政策終于走上前臺的主因。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許多地方采取了鼓勵提前退休的方式分流冗員、降低成本，一批在45歲至49歲間便退休的國企職工人口涌現。根據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汪德華的調查，有些城市的提前退休比例甚至達到三成。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曾稱，在中國目前已經領取退休待遇的8000萬企業退休職工，退休時的平均年齡只有54歲。
此外，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隨著中國社會化養老保險體系逐漸建立，擁有不同職業、歸屬于不同性質單位者的養老之路，逐漸分出了四條軌道，分別適用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新農保）、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城居保）、城鎮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的養老制度。
至2014年2月，國務院決定將新農保和城居保合并，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合并后總計覆蓋8.3億人。2015年1月，國務院又發出《國務院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著手將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并軌。
四軌整并為兩軌的方向已然明確。但退休年齡并不統一，養老負擔日漸沉重，這仍是嚴峻的現實。根據人社部官方數據，目前中國職工養老保險的撫養比是3.04∶1，即以三個在職工作者的繳納，支應一個退休者的給付所需；但到2020年，此一比例將下降到2.94∶1，到2050年，更將下滑到1.3∶1。延遲退休年齡之議，于焉浮出臺面。
早在2001年，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研究單位所發布的《中國養老保險基金測算與管理》報告就指出，中國勞動者的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就能使養老統籌基金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相當于為養老統籌基金縮減200億元的缺口。還有學者測算，若退休年齡每提高1%，則基金缺口便能縮小1.949%；若將退休年齡提高五年，則基金缺口將縮小22.69%。根據官方數據，2013年各級政府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財政補助達到了2814億元，占保險基金總收入的13.5%。
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官方對于何時該打出延遲退休這張牌，始終慎之又慎。2005年底，國務院發布《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之際，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即出面表示，該項文件并未對退休年齡進行調整，“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現行退休年齡，控制提前退休”。
2010年9月，在中國政府首次就人力資源問題專門進行闡述的《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發布會上，時任人社部副部長王曉初說，“目前，我們對退休年齡的問題還在進行研究。這個問題需要綜合考慮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情況、就業的情況來進行研究”。此一表態，立即激起公眾對于延遲退休政策可能出臺的猜想。
伴隨猜想的，還有當時充斥網上的輿論反彈聲浪。在一份有20萬網民參加的“你支持推遲退休年齡嗎”的網上民意調查中，共有92%的網民投下了反對票。不到一周，人社部再度通過官媒表態，澄清延遲退休只是一些有關部門正在研究的議題，“并不代表現行退休年齡規定即將更改”，輿論才漸趨平息。
但同樣就在2010年9月底，上海則率先宣布試行“柔性延退”方案。根據上海市人社局公布的《關于本市企業各類人才柔性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的試行意見》，凡男性不超過65歲、女性不超過60歲的各類專業技術人員，以及符合“企業工作需要、本人身體健康、能堅持正常工作”等條件的企業職工，只要經本人提出申請、與企業協商達成一致，便能自愿辦理“延遲辦理申領基本養老金”手續。
這一委婉的表述，替代了敏感的“延遲退休年齡”提法，但實際上已突破建國以來對退休年齡的法定限制，并把過去作為一種優遇，僅針對高級專家、教授、研究員等高級別人才開放的暫緩退休政策，適用于更廣泛的民間職工。
根據方案精神，在柔性延遲退休期間，各類仍然健康的中高齡人才不但能繼續在職場上發揮作用，還可領取相對較高的在職收入，并延長繳納養老保險的年份，為退休之后積累更高的養老待遇水平。
上海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地方，線索并不模糊。早在2009年底，上海市年逾60歲的老年人口便已占全市人口的22.5%，遠高于全國12.5%的平均水平；上海市戶籍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達到81.73歲，比全國平均值高出9歲。這一座在1979年、比全國提前20年邁入老齡化社會的城市，從2009年起，每年都得向養老保險基金投入超過百億元的撥款。在全國養老保險撫養比仍約為3∶1的當下，上海已攀升到1.7∶1的嚴峻境地。還有學者測算，到2020年，上海的養老金缺口可能將達到830億元，相當于當地全年財政收入的10%。
然而，在上海推出“柔性延退”試行方案后，民間反應寂寥。從2010年到2012年間，在上海300多萬名退休職工中，申請“柔性延退”的職工人數僅有數千人，比例不到1/300；原定要從企業單位向事業單位推廣的擴大試行方案，迄今亦無下文。究其原因，身處基層崗位、收入相對較低的普通職工，由于工作環境不佳、任務繁重，若多繳一年的保費、少拿12個月的退休待遇，動力顯然不足。
至于收入較高、工作內容和體力負荷相對無關的管理層或專業技術人員，如愿繼續勞動，則可選擇按時退休、開始領取養老金，再由企業返聘，領取雙份收入。
上海“柔性延退”遇冷，并未影響延遲退休政策的推進。在中央關于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中，延遲退休占有越來越明顯的位置。
2012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研究彈性延遲領取養老金年齡的政策”被正式寫入中央文件。
同年6月，人社部在回復網民意見時進一步表態，指稱“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人均壽命的不斷延長，相應推遲退休年齡，應該說是一種必然趨勢”，并表示將適時提出“彈性延遲領取基本養老金年齡”的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