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當年對深圳、珠海、廈門三地的制度安排，亦是為后來香港、澳門和臺灣的回歸做準備。
今日自貿區的設立仍然對應著港澳臺。在第二批獲批的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區試點中，肖金成分析，廣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毗鄰香港和澳門，在這里設立自貿區便于和香港、澳門對接；福建的廈門和平潭毗鄰臺灣，廈門有經濟特區的基礎，近兩年平潭實驗區也在規劃和建設，對臺的交流合作需要自貿區這樣一個平臺。
“廣東對應著港澳，福建對應著臺灣，進一步的擴大開放，或有可能形成一個大范圍的經濟自由貿易區，包括廣東、福建、臺灣、香港、澳門在內。”林桂軍說。
與經濟特區的布局不同的是，在自貿區的布局中，多了上海和天津。
上海并沒有肩負著像福建那樣的兩岸合作，也沒有肩負著像廣東那樣的粵港澳合作，“但上海依然是中國的龍頭，當然要走在中國的最前頭。”張燕生說。
在肖金成看來，天津濱海新區作為國務院批準的第二個新區，有天津東疆保稅港區這一基礎條件；同時，北方也需要一個自貿區來引領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
在過去的35年里，天津沒有像上海和深圳那樣成為一個明星區域，但林桂軍認為，天津應該成為明星，因為它的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優越。他看好天津在現代制造業方面的潛力。“如果我們打造產業升級，發展高端的制造業，天津是一個比較好的板塊。”
至此，自貿區的分布覆蓋了中國的東南沿海、東部沿海以及北部沿海，形成了南北呼應的格局。
使命不同——
經濟特區：“與國際慣例接軌”；
自貿區：新常態下主動應對全球化競爭
四大經濟特區是在開放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設立的，當時中國無論是經濟總量還是外貿總量在全世界都不算領先。1978年，中國GDP排名世界第十；1980年，中國GDP占全世界1.72%，進出口總額占全球貿易的0.93%。
那是四大經濟特區起步的基礎。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經濟特區開始先行先試。
彼時，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通過四大經濟特區，以特事特辦的方式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框架進行改革，來嘗試一些與國際相接軌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這是當時經濟特區的主要任務。
“當初的經濟特區是處于被動吸納地位的‘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試驗。”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總結說。
此后，中國經濟實現了多年高速但粗放的增長。如今，那也成為了中國經濟的“舊常態”。
當下的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無論是貿易總量還是GDP總量在全世界占比都早已突破10%大關。中國經濟也正式宣布進入“新常態”。
在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精神的指引下，自由貿易區也開始先行先試。
張燕生說，自由貿易區所要面對的是“新常態”下進行的新一輪體制創新的先行先試。“新常態”之下，是高水平的開放、高質量的發展和高標準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