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歲１２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教授通過文物館長高美慶博士發(fā)出邀請，約我在今年二三月間前往作學術演講，題目自擬，非常榮幸。

　　首先要說的是演講安排的時間，正好是南國群芳競妍，春意醉人的季節(jié)，對我冰封雪飄的北國人說來，別有一番感受。再說是演講題目自選，使我不受客觀范圍的局限，可以就自己想要說的內容加以發(fā)揮，也許可望多少避免一點說教的氣息。自然，一件事物無論如何總不能沒有局限性，只不過大小輕重不同而已。

　　我搞博物館工作四十余年，深知歷史藝術科學的研究對象，浩如煙海，實難窮究，而且愈是深入，發(fā)現(xiàn)的問題愈多，亟待探討的課題與日俱增。所以說，從事我們這一行的注定了活到老，學到老，這是由于事物本身提出的要求，誰也無法回避。況且，個人的生命有涯，每門學問都能精通的人，畢竟是極少數(shù)。因此，就得有所分工，專攻一門，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探賾索隱，把每一個問題都搞得十分透徹。在博物館古器物學中，我側重中國古代書畫史的研究。如果說是較其他門類簡便省力，則大謬不然。任何一種學問，各有其自身難度，從表面貿然斷定，必將失之偏頗，反而于事無濟。這幾句開場白，也許純屬多余。一般習慣作文開頭，大都有自序或弁言，交代主題意識，使讀者聽者有一條線路可尋。于是，就我歷年在接觸古代書畫作品中，所碰到的若干問題，有選擇地提出個人的一些膚淺認識，就正于學者、專家和同道之前，拋磚引玉，不勝厚幸!

　　可不可以這樣提問題：古代書畫作品派生出來的鑒定活動后于欣賞行為?我國偉大詩人屈原在《天問》中觀覽壁畫和東漢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都屬于直觀畫面上欣賞范疇的文賦。到魏晉后卷軸書畫日趨發(fā)展，鑒藏之風應運而起，東晉大畫家顧愷之所撰的《云臺山記》，亦與鑒定無涉。此處必須明確一點，即鑒賞與鑒定似屬同一范疇，實則未必完全一致。

　　欣賞是從主觀出發(fā)，自己認為符合審美條件的，能夠移情悅目的，都可以隨著愛好行事，他人不得干預。至于鑒定方面，盡管其中包含欣賞審美的成份，但它要服從書畫作品的真贗為前提。也許真的未必如贗品“美好”，可是，此中存在一個客觀因素在內，兩者相混到了難于解開時，還是要服從真贗的判斷。千百年來，為一些傳世古代書畫作出真贗的結論，談何容易!據(jù)我們所知，歷代著錄對此都做過艱苦的整理功夫，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如上面所說，一切事物皆有其局限性，由于某種因素或材料不夠完備，作出的結論，必然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缺失，可以理解。在這方面，我們不應責備前人，也不苛求今人，首先要有虛心謹慎的治學態(tài)度，勤于求證的堅持精神，如此，也只能做到少出誤差。我說的虛心謹慎，不是放棄主觀意識，與之相反，當你經過多少研究對比以后，自信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否則，就會迷失方向，將導致相反的結果。

　　人們對欣賞非常關切，它可以移人情操，添快感，常使心情舒暢，裨益不淺。從事欣賞的人，往往逐漸進人鑒定的領域，但不等于所有慣于欣賞的人都可以臻此境界，主要是受到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不可強求。事實上，欣賞者的比例始終占絕大多數(shù)，而嫻于鑒定者，畢竟還屬少數(shù)。此種畸形現(xiàn)象，自有其歷史根源，如何改變這個現(xiàn)實，固非輕而易舉，一蹴即成的。在此，我須鄭重聲明，只是為說清楚兩者的既相同又不同的關系，毫無重鑒定輕欣賞之意存乎其中。今天隨著時代發(fā)展的要求，希望出現(xiàn)更多的欣賞者，有助于社會文化生活的提高，使人們的精神生活更富于情趣。關于這一點屬于美學研究的范疇，非三言兩語所能蕆事的，留待美學家去探索發(fā)揮。

　　此處，我單從書畫鑒定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必須事先指出，鑒定對于書畫史來說，關系至為密切，因為它主宰其真贗的命運。如果以真作贗，或以贗作真，都不能達到鑒定的目的。真贗事小，如被美術史和理論家引用，藉以論證有關重要問題，勢必會得出相悖的結果。等于建筑一棟高樓大廈，其基層并不堅固，或者在一塊沙漠地帶，樓房自然建不起來，即使建起來也會倒塌的。由此來衡量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話又說回來，鑒定并不是一切，它僅僅作為一種手段而存在，不是我們研究中國書畫的最終目的。這一點，想必不至于引起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