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治中公館被拆，區區幾十萬罰款，怎能震懾一再發生的對文物的野蠻拆除，該追究刑責的，不能以行政處罰代替。

　　著名民國建筑、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張治中公館曾因2007年被屋主“非法拆除”、2008年被違規重建而頗受公眾關注。近日，有媒體報道，開發商新建的兩幢小樓，正在打廣告以6400萬元的高價掛牌出售。(6月24日《中國青年報》)

　　當年媒體曝光后，南京市文物局對此事的處罰是“罰款25萬元，責令改正”。如今拆除者卻打出6400萬的天價叫賣，不禁讓人慨嘆：在中國的文保法律體系中，違法成本果真可以如此低廉？靠區區幾十萬罰款，能否震懾一再發生的對文物的野蠻拆除？

　　“罰款25萬元”的處罰決定，依據的是《文物保護法》第六十六條，即“擅自遷移、拆除不可移動文物的”，“尚不構成犯罪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責令改正，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但根據媒體此前報道，張治中公館的拆毀，是在所有人明知其為市級文保護單位的前提下，并不顧文物局的現場執法，執意將其拆毀重建。如此惡劣的破壞行為，已涉嫌觸犯“故意損毀文物古跡罪”。

　　《文物保護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的”行為，“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故意損毀國家保護的名勝古跡，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因此，故意損毀文物古跡“構成犯罪的”，就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不得以行政處罰代替刑事處罰。

　　在今年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故宮(微博)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提交提案，直指“一些地方公安、司法機關在對文物犯罪的立案和定罪量刑上認識不同、標準不一，存在對文物犯罪案件立案不送、以罰代刑、重罪輕判等現象”。可見，張治中公館拆除案并非只是南京的個案。要震懾各地屢屢發生的破壞文物的行為，不能只靠文物行政部門一家的努力，需要司法機關的共同介入，積極查處。

　　防止此類事件的發生，關鍵還是要從制度設計的完善入手。從行政體系內部來看，有必要大幅提升文物行政在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例如2009年8月12日南京成立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市文物局僅為其下設的二級局，其“話語權”的大小和“六朝古都”的身份是否相稱？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文物部門的制衡和糾錯，要杜絕“保護性拆除”、“大拆大建”恐非易事。

　　從公眾參與的角度看，應當讓文物行政的權力充分“在陽光下運行”，鼓勵志愿者和第三部門的參與。例如及時公布文物普查名錄，對涉及文物修繕和拆除的行政許可舉行公示，這些行政上的公開透明，都是建立文保的預警機制的必要舉措。誠如報道所說，“南京市有512處市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文物管理部門吐苦水說，文物保護面廣、量大，管理人員不足，文保經費也不充足，都給保護帶來難度”。要破解這些難題，關鍵是要形成政府和民間的保護合力。而透明的政府信息和廣泛的公眾參與，正是塑造這一合力的重要基石。（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