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類案件，我們在審判實踐中堅持依法從輕處罰。”朱藝枝告訴記者，具體審理因討薪引發的搶劫案件時，如果農民工搶劫的數額略高于應得工資額的，可定罪但不宜過重；搶劫的數額遠遠高于應得工資額的，在扣除應得工資額后定罪處罰，但也不宜過重；用工方存在明顯過錯的可減輕處罰。
據朱藝枝介紹，如果此類案件對社會危害不大，被害人也要求對被告人從輕處罰的，法官一般會建議判處緩刑。“我們認為，這種處罰結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每辦結一起這樣的案件，被告人及其家屬在感謝法院給他們一個改過自新機會的同時，表示今后一定要學法、知法、守法，不再犯類似的錯誤。不少被害人也對自己的欠薪行為進行反思，主動要求法院對被告人進行從輕處罰。”
輕判引發爭議
法官稱并非因身份減免處罰
朱藝枝沒想到，他們的這種做法引發了爭議。
“不能因討薪就從輕判處刑罰，社會不能鼓勵采取極端的方式來索取債務。”一種聲音認為，農民工討薪的行為雖然值得同情，但不能因這種行為而損害其他公民應該享有的權利，比如采取人身監禁、暴力等方式。在個案處理上，法院有一定幅度的自由裁量權，肯定會考慮到情節，但從輕判處刑罰的后果，有可能引發其他農民工的效仿。如果對該群體的犯罪行為在定罪、量刑上有特殊照顧，就違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朱藝枝認為，農民工因討薪引發的犯罪具有明顯的“自救”性特征。這種“自我救濟”式犯罪大多發生在以下幾種情形：一是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糾集一幫同鄉、親友去老板那里討工錢，遭拒絕時可能發生砸東西和打架斗毆的行為，嚴重者將構成侵害公私財產罪或聚眾斗毆罪和故意傷害罪；還有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將單位的產品、原料、部件或生產工具偷出變賣，“自我兌現工資”，構成盜竊罪；再就是以暴力對拖欠工資的老板及其家屬進行直接的報復，嚴重者常常釀成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以及搶劫、綁架等惡性案件。
“農民工是弱勢人群，如果是初犯，而且情節輕微的，在適用刑法時應盡量寬容。”朱藝枝說，法官在決定量刑時，既關注侵害結果，也充分考慮人情事理與社會效果，并不是把農民工的身份作為減免處罰的理由。“寬”的側重基點在于非犯罪化、輕刑化、非監禁化，更多顧及了刑法的社會效果。
法制日報鄭州3月2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