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工資協商納入立法 年內有望完成起草

　　近日，北京市總工會組織召開推進民辦學校集體協商工作現場會，表示將推動16個區縣全部建立民辦學校工會聯合會，以促進工資集體協商的進行。

　　工資協商，在北京乃至全國早已不算新名詞。2010年，北京宣布全面啟動工資集體協商試點，今年市總工會又頒布了“新三年”計劃。然而，“工資協商”是否能成為職工“議薪”、提升福利待遇的有效手段？

　　新京報記者發現，工資協商目前仍存在企業“不買賬”、協商流于表面和形式化、勞方談判能力和條件不足等多重困局。為此，北京今年已將工資集體協商規定納入立法計劃，年內有望完成起草。與此同時，為工資協商“提質”也成為市總工會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市總工會表示，在協商過程中，工資協商指導員必須全程參與，職工代表要簽字，全程要有記錄、照相等。如果協商不合標準，將由上級工會責令整改。

　　現狀

　　9萬企業已協商 部分“仍不買賬”

　　剛進門談了一會兒，老板李濤（化名）便“啪”一聲拍響了桌子。“每年都要跟員工商量漲工資？照你這么搞，我今年盈利，明年虧損，后年就得倒閉！”

　　曲福生努力保持的一臉微笑，頓時變成了苦笑。

　　這天，工資協商指導員曲福生前往朝外一家賣機票的私企，“游說”工資協商。作為專職指導員，他們由北京市總工會從企業財務、人力、勞資等退休人員中聘請，主要負責到百人以上企業推動工資協商。

　　“這些指導員下到企業，一個一個攻，向企業介紹工資協商的法律依據，以及給職工帶來的好處等。”市總工會權益部部長司健介紹。

　　2010年，北京宣布全面啟動工資協商試點。次年，北京市政府關于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等文件中，亦對工資協商提出明確要求，將其寫入北京“十二五”規劃，列為重點改革任務中的主要內容。

　　按照意見，工資協商的核心內容是企業效益與職工工資掛鉤，通過勞資雙方平等協商，使職工工資增長與企業效益增長相適應。

　　在北京歷時5年的工資協商全面試點后，據市總工會統計，截至2014年，北京市通過協商簽訂工資專項協議1.67萬份，覆蓋企業9.16萬家，職工243萬人，工資協商建制率達到80%。

　　不過，仍有許多企業對工資協商“不買賬”。司健也坦承，工資協商推進起來“非常艱難，而且越來越難”。

　　推進

　　今年開啃“硬骨頭” 分行業推進協商

　　不少老板認為，“工資協商”是在給企業經營者單方施壓，逼迫老板漲工資。

　　“如果企業不盈利或虧損，我們也可以通過雙方協商的方式，甚至降低工資。”在李濤的辦公室里，曲福生詳細地給這名中年老板“上課”。

　　20分鐘后，李濤的態度和緩了，喊來秘書給曲福生倒水。對于“工資協商”，他同意了在自己的企業試行。

　　司健介紹，經過幾年努力，工會在企業中的影響力不斷提高，職工通過協商了解企業的發展，也開始掌握了決定自己報酬的發言權。“職工不是想漲多少漲多少，而企業也要兌現漲薪承諾。”

　　在一些效益不好的企業，工資協商也“幫了忙”。

　　去年，在朝陽區一家建筑企業，黨委書記李忠國（化名）吐槽說單位留不住人。曲福生了解后，發現該企業工資在行業里屬中等偏下水準。

　　曲福生當即表示，工資協商能助力企業的發展。“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都是想企業得到發展，個人也得到實惠。你不能讓員工在別的企業拿五千，你這兒三千。”

　　談了一個半小時，李忠國把曲福生送上電梯前說了句：聽您的。

　　“漲工資增加職工的積極性，反而對企業效益提高有好處。”司健介紹，市總工會先從企業工會建制較好、管理者認識比較到位的百人以上企業入手，先易后難地開展協商。而對于一些小企業，則從行業協會層面組織協商。至今，北京已在建筑、商貿、旅游、家政等43個行業開展行業協商，制定行業工資標準和增長機制。

　　“今年開始，行業協商要‘啃硬骨頭’，目前正在推動清潔行業建立工會，民辦學校要提升到市一級層面。”司健說。

　　困境

　　協商不具強制力 對不協商無罰則

　　北京市工資協商開展至今，協商過程、協議文本不規范，簽訂的工資合同難落實等問題不斷暴露。

　　“只要是真正協商，漲一塊錢也是協商的結果，關鍵是協商的過程。”司健坦言，由于職工的談判能力問題，使得一些協商流于形式。

　　張陽（化名）是一家國營飯店的工會主席。他所在的飯店自2012年起開始工資協商，至今開了3次協商會，只漲了一次工資。“我們每年開會，企業老總講完話，財務部門把當年的報表念一遍，漲不漲就沒什么可討論的了。”

　　張陽說，領導在場時，職工不敢說話，每年開會都得領導走了之后，職工才開始說上幾句話。“飯店的職工代表，比如大廚、洗碗工，他們連報表都聽不懂，怎么談？”

　　由于一線勞動者對談判的參與機會不夠、能力不足，在曲福生看來，目前多數企業工資協商的開展程度，主要依靠老板的覺悟、工會主席的“斡旋能力”。

　　而推動工資協商的一個關鍵角色——工會主席，在企業中處于一個微妙的地位。曲福生說，目前許多企業的工會主席都是部門經理兼任，他們既要替職工說話，但又不能得罪老板。

　　一開展了工資協商的企業工會主席私下告訴曲福生，協商出的工資“漲幅”都是跟老板商量好的，老板同意漲多少，合同文本就寫成多少。“假如我真按你要求的程序走，我今天組織職工跟老板開會，明天我自己就被開了。”

　　除了工會主席的個人能力，北京目前對工資協商的推動，主要還是依靠工會組織層層下達“任務指標”。每年，北京各街鄉都要召開工資協商推進大會，將企業管理者和工會主席聚集在一起，當做“任務”布置下去。

　　造成這種“能拖就拖”的局面，主要源于國家現有法律法規中，未對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進行明確的強制性規定。對企業拒不協商的行為，也無罰則。

　　《勞動法》第33條中載明：“企業職工一方與企業可以就勞動報酬、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安全衛生、保險福利等事項，簽訂集體合同。集體合同由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簽訂。”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一位參加工資協商推動會的負責人曾解釋稱，“可以”就是“應當”的意思，具有強制性。

　　不過，現實中，一些企業的法律顧問則將其理解為選擇性條款。“企業拒不協商，我們沒有辦法。”曲福生遇到的一些外企會拿出法條，直接將他駁回。

　　司健表示，對不愿意開展工資協商的企業，目前只能約談管理人員。

　　解局

　　立法正進行調研 年內有望起草完成

　　針對工資協商遇到的法律困境，今年1月召開的北京政協會議上，工會界委員、北京市總工會副主席王玉英再次提交了《關于加快制定〈北京市工資集體協商規定〉的建議》，建議通過立法解決企業拒絕或拖延工資協商的問題。

　　對此，北京市法制辦近日表示，《工資集體協商規定》已納入今年的立法計劃，將由市人力社保局負責起草。

　　針對該規定的起草進度，市人社局勞動關系處相關負責人透露，目前已經進入立法調研階段，希望能夠在年內完成。據其介紹，規定的立法將借鑒外省市經驗，并進行風險評估。

　　被問及規定是否會對企業工資協商進行強制性要求，對拒不協商的企業是否有硬性懲罰措施，這位負責人表示，因上位法中未作強制規定，地方條例在這一點上可能不會太過“強硬”。

　　與此同時，市總工會今年也將致力于規范提升工資協商“質量”。

　　按照市總工會發布的《深入推進集體協商行動計劃（2015-2018）》，工資協商不僅是簡單“簽個合同”，對于職工代表產生過程及構成、協商訴求及結果、職代會討論決定過程及決議、職工知曉率測評等，均要求記錄在案。

　　司健介紹，在協商過程中，工資協商指導員必須全程參與，職工代表要簽字，全程要有記錄、照相等。如果協商不合標準，將由上級工會責令整改。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溫薷 吳為 李婷婷

　　新京報制圖/師春雷 許英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