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忠毅

　　這不是一臺普通的縫紉機。說它是紅色縫紉機，并不是因為這臺縫紉機的顏色是紅色的，反而因為歷經坎坷，致其傷痕累累、黯然失色、光澤全無。贊其紅色，是因為它有著與其相伴的那個年代共產黨人出生入死的奮斗經歷，以及為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作出的貢獻。

　　我忘不了這臺縫紉機，是因為縫紉機的主人石福祥是我父親米信公介紹入黨、商洛早期從事革命活動的地下黨員，他們以及許多同事、戰友都與這臺縫紉機共同經歷過烽火年代的戰斗歲月。

　　1937年冬，中共陜西省委派王柏棟回家鄉任中共商洛工委書記，開辟地方工作。王柏棟親自介紹以及他領導建立的3個黨支部和龍駒寨黨小組發展的黨員有20多名。1938年7月王柏棟遇刺被害，重新組建的二屆工委書記彭一民、委員周文斌、周寶航、米信公、雷振杰于9月到位，10月發展了一批黨員，石福祥就是二屆工委建立后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之一。

　　石福祥入黨后，我父親即安排他和周作桐等6人作為二屆工委第一批派往陜北學習的黨員，送去邊區學習。

　　1939年冬，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升級摩擦、發動反共高潮，中共地下黨組織在商洛的活動非常困難，處于低谷。抗戰中、后期，商洛地下黨組織許多領導成員被捕、犧牲或被迫轉移外地，黨員失去組織聯系，武裝力量被打散后化整為零轉移到馬欄學習整訓。此時，石福祥也離家去了西安，到陳健晨抗日縫紉社當學徒。

　　這一去，石福祥不僅學到了一門后來為我黨革命武裝軍衣供給派上大用場的縫紉手藝，還和黨組織接上了頭。

　　1941年6月，周文斌(周夢熊)引見石福祥與彭勃認識接頭。彭勃于1940年化名劉重更考入陜西電政管理局，受省委指示，加入國民黨掩護身份，在西安秘密建立了我黨地下聯絡站，已經是多個地下工作人員和下級組織的上線。石福祥從彭勃這里得到了明確具體的工作策略、方向。1941年7月，西安縫紉業大罷工，彭勃告訴石福祥，陳健晨是國民黨左派人士，主張堅決抗日，陳健晨辦這個縫紉社安置的都是東北流亡婦女，她們的男人都在抗日戰場，這個縫紉社不能停工。石福祥按照彭勃指示，幫助陳健晨穩定縫紉社正常生產，也間接地幫助穩定了抗日前線。

　　1942年9月，由于叛徒王克發告密，商洛地下黨組織遭受毀滅性破壞，彭勃建立的這個聯絡站也隨之暴露，黨組織指示彭勃立即轉移。彭勃先后在一親戚家和石福祥學縫紉的宿舍躲藏半月有余，隨后石福祥護送彭勃出玉祥門離開西安奔赴延安。

　　分手前，彭勃送石福祥一首詩：“大街惆悵飲沙塵，時刻注意犬逼身。與敵血戰待時機，長期隱蔽要耐心。”并囑咐石福祥：“國民黨頑固派對我們是明合作、暗屠殺，我走后，你也立即轉移地方，或者回商洛。”

　　石福祥變賣了家產，并在舅父、親友的幫助下，購買了這臺與他相伴三年的縫紉機，帶回丹鳳。

　　1945年冬，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表面舉行國共談判，實際上準備發動內戰，省委派鞏德芳返回商洛，聯絡先期從馬欄回商的蔡興運、田申榮等，發展我黨地方武裝力量。石福祥接受彭多英轉告的彭勃指示，給轉戰南北二山的游擊隊做衣服100多套，由彭多英安排轉送上山。

　　1946年6月，省委調派彭勃回商洛，任陜南游擊隊政委，接應中原突圍部隊會師后，9月又任商縣縣長。地方武裝加上中原突圍部隊超過萬人的軍需后勤，要在數萬國民黨軍隊堵截圍剿中保證供應，彭勃肩上的擔子很重，組織籌集、聯絡交通，無論哪個環節都不能出問題。

　　1946年秋，彭勃安排我父親擔任北山鞏德芳部的地下交通聯絡員。入冬不久，鞏德芳讓我父親通知石福祥作好準備，帶縫紉機到北山給游擊隊做衣服。當時縫紉機壞了，石福祥趕到西安配齊零件，游擊隊隨后把他接到北山。

　　1947年冬，陳效真為了石福祥的安全和不致暴露，讓地下交通員彭水牛先聯絡準備，然后派部隊以作戰形式把石福祥和縫紉機接到北山。在北山期間，石福祥共為游擊隊做衣服300多套。

　　國民黨軍隊在庵底孫家山清山掃蕩，石福祥把機身埋在地下，機頭背走轉移。等形勢緩解返回孫家山時，機板在土里已經腐壞，孫家山蘇維埃政府的賀主席負責安排，用核桃木板做了一個縫紉機臺板繼續使用。現在看到的縫紉機臺板，就是當年用核桃木做的那塊。

　　多年以后，這臺光榮的縫紉機由于長期負重運轉、疲勞磨損、年久失修，已不具有使用功能，但在石福祥心中，它是一份珍藏的紀念、一份珍貴的情懷，一直細心地保存著。直到1982年4月，他無償捐贈給丹鳳縣黨史辦收藏。

　　今天，我們回顧這臺縫紉機前前后后的故事，有助于進一步了解前輩們出生入死的奮斗經歷，銘記紅色歷史，接受紅色洗禮，傳承紅色基因，鼓起邁進新征程、奮進新時代的精氣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