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東在商洛

　　( 劉逢生)徐海東，原名元清，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黃陂縣(今大悟縣)一個七世窯工家庭，做了整整11年窯工，素有“泥巴人”之稱。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徐海東親屬66人被敵殺害。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我們黨為革命犧牲親人最多的是徐海東同志。他戎馬一生，驍勇善戰，屢建戰功，在紅軍中有“徐老虎”之稱，名列開國十大將第二。“四條腿”的怪人

　　徐海東在戎馬生涯中，身先士卒，出生入死，先后9次負傷，身上留有17處傷疤，可謂“遍體彈痕”，左腿為二等殘廢。最危險的一次是1934年12月10日，在今陜西省商洛市丹鳳縣庾嶺鎮七里蔭嶺，率主力團向敵人反擊中負傷。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為粉碎敵人“圍剿”，率領紅二十五軍2980余人，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從河南省光山縣何家沖出發，實行戰略轉移。在鄂豫皖蘇區，徐海東任紅二十五軍軍長。1932年8月，中央軍委派粵贛軍區紅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到鄂豫皖蘇區，傳達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指示，讓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明確程子華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任副軍長。對于中央軍委的決定，徐海東表示堅決擁護：程子華同志資格老，能力強，他當軍長，我當副軍長。無論正軍長、副軍長都是指揮打仗的!我讓賢，但不讓指揮打仗。

　　1934年12月9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領紅二十五軍，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追堵截，長途跋涉，轉戰千里，翻越蟒嶺至今丹鳳縣的庾家河街。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街楊春榮藥房召開第十八次常委會，確定改鄂豫皖省委為鄂豫陜省委，建立新蘇區和創建以商洛為中心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正當省委常委會議進行中，敵六十師尾追而至，會議立即停止。敵占領庾家河街北面七里蔭嶺所有制高點，程子華、徐海東二位軍長奮不顧身，率領全軍指戰員，從山下向山上強攻，經過20多次反復沖殺，與敵惡戰整日，將其全部擊退，斃傷敵800余名，我軍傷亡200余人。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均負重傷。

　　在庾家河戰斗中，突然一顆子彈從徐海東的左面頰穿過，又從左耳后穿出，一槍留下兩個彈孔。由于失血過多，搶救時徐海東已昏迷不醒。紅二十五軍醫院錢信忠院長實施緊急搶救，總算止住了血，可徐海東的喉嚨被異物堵塞，呼吸困難，生命垂危。緊急關頭，18歲的女護士周少蘭走過來，果斷地用嘴將堵在徐海東喉頭的血塊和濃痰一口口地吮吸出來，徐海東的呼吸終于變均勻了。

　　周少蘭曾回憶：“當時，醫院條件差，沒有什么藥品，我們只能用鹽水洗傷口，又用碘酒擦擦，然后再用繃帶包扎起來。徐海東就這樣睡在擔架上，昏迷了4天。在他負傷昏迷不醒的4天4夜里，我奉命守護在他的身邊。”第5天，徐海東終于醒過來了，問守護在身邊的周少蘭：“現在幾點了，部隊該出發了吧!”周少蘭高興得流下了眼淚：“還出發呀!4天4夜不省人事，真把人急死了!”徐海東開玩笑說：“我可不急，倒是睡了個難得的好覺。”

　　由于徐海東的傷口總是不能完全愈合，加之天寒地凍，部隊頻繁轉移，他心情煩躁，經常發脾氣，甚至于摔杯子。但說來也怪，在周少蘭這個瘦弱的小姑娘面前，徐海東卻沒一點脾氣，臉上總是露出少見的微笑。細心的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看在眼里，喜在心頭，對周少蘭說：“我就把他交給你了，你得好好照顧他，以后我還要給你做媒哩。”

　　幾個月的朝夕相處，徐海東和周少蘭形影不離。一天，二人返回駐地時，天色已晚，為避免閑言碎語，徐海東把身材嬌小的周少蘭裹在大衣里，走進大門，碰巧站崗的是個新兵，見到軍長立即敬禮，眼睛也不敢正視，低頭往地上看，卻意外地發現大衣下竟有4條腿。于是，徐海東4條腿的故事很快在以商洛為中心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紅軍中傳開，一直傳到革命根據地延安。徐海東每次聽到后，不以為然地說：“大驚小怪!說我4條腿就4條腿，我還要娶周少蘭做老婆哩!”

　　每當徐海東感激周少蘭的救命之恩時，她總是笑著說：“我能走到今天，還得感謝你哩!”原來是紅二十五軍長征出發前，部分傷病員被安置到當地老鄉家養傷，也有一些被認為不適合隨隊行動人員被要求留下。然而，有幾名女戰士卻不肯服從命令。她們就是紅二十五軍醫院中的周少蘭、戴覺敏、曾紀蘭、曹宗楷、田喜蘭、余國清、張桂香7名護士，后來戰士們親切地稱她們為長征路上的“七仙女”。這些女孩子大多出身很苦，對部隊感情極深，因此盡管負責處理留守事務的軍政治部主任(后任參謀長)戴季英反復動員，她們就是不肯離去。末了，副軍長徐海東看到此情此景，為她們說情：“這些女孩子都經過最艱難的考驗，她們既然有決心，就給她們一個鍛煉的機會吧，又有何不可呢?”應該說徐海東幫了她們的忙，但讓徐海東萬萬沒想到，這也是幫了自己。“七仙女”之一的周少蘭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和終身伴侶。

　　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陜省委根據中央指示，率紅二十五軍西征北上，到陜甘蘇區會合紅二十六軍。是年8月21日，鄂豫陜省委代書記、軍政治委員吳煥先在甘肅涇川縣王母山塬戰斗中不幸犧牲后，程子華代鄂豫陜省委書記兼紅二十五軍政委，徐海東為紅二十五軍軍長。1935年9月15日，中共鄂豫陜省委率領紅二十五軍3400多人，長驅直入，斬關奪隘，終于抵達延川縣永坪鎮，紅二十五軍成為紅軍長征中勝利到達陜北最早的一支紅軍。為慶祝這一偉大勝利，徐海東和周少蘭這天結為伴侶。從此，徐海東為周少蘭改名周東屏，取“海東屏障”之意，使她成為他一生的保護神。他們相濡以沫，并肩戰斗，開國大將徐海東與開國上校周東屏堪稱“模范夫妻”。周東屏(1917—1997)，今安徽省六安市人。

　　1935年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團主持下，召開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陜省委聯席會議，成立中共陜甘晉省委，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的紅二十六軍、二十七軍成立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政治委員程子華，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劉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崗，副主任郭述申。下轄紅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3個師。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成立十五軍團，壯大了這一根據地武裝力量，為中央和紅軍長征落腳陜北開拓了地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主席常言：“徐海東是對革命有大功的人。”這還得從頭說起。1935年11月，一場初雪過后，天氣驟然變冷，氣溫急劇下降，冷風瑟瑟，寒氣逼人。如何讓紅軍戰士們度過陜北的第一個冬天已迫在眉睫，這讓紅一方面軍各級指揮員犯了難。陜北高原的寒冷，成為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勝利會師后遇到的又一個巨大障礙。如何翻越障礙，已客觀地擺在了黨中央的面前。

　　一天上午，毛澤東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商議中央紅軍的給養問題。當時的紅一方面軍一共有7000多人，僅有1000多塊大洋，即使掰成兩半也不夠這么多人分。周恩來緊鎖著眉頭：“上哪兒去弄大洋啊?”毛澤東沉思了許久，在窯洞內慢慢踱著步。他眼睛忽然一亮，想起徐海東和紅十五軍團。紅十五軍團畢竟成為陜北的坐地戶了，又經過嶗山、榆林橋兩個勝仗，或許會有點積蓄吧。于是，毛主席親筆寫了借條。借條是這樣寫的：“海東同志：你好!因部隊過冬吃穿出現困難，特向你借款2500元。”最后署名“毛澤東”。徐海東看完紙條，手禁不住有些發抖，心里很是不安。和中央紅軍會師后，他雖然讓經理部給中央的幾位領導同志做了幾套棉衣，送去幾包銀耳，但就沒想到該撥一部分錢款送去。如今毛主席親自寫條子來借錢，這可真是不該啊!徐海東陷入深深的自責和愧疚中，心里一個勁兒地埋怨自己疏忽大意。

　　當徐海東了解到自己還有7000塊大洋的家底后，毫不猶豫地送給中央紅軍5000塊大洋。

　　若干年以后，毛澤東對這件事仍舊念念不忘，在一次干部大會上，他深情地說：“在陜北最困難的時候，還多虧了海東同志借給我們的5000塊大洋啊，這幾千大洋可是為革命幫了大忙啊!”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紅二十五軍長征，同年12月10日改鄂豫皖省委為鄂豫陜省委，創建以商洛為中心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到1935年9月15日，紅二十五軍抵達延川縣永平鎮，長征途中在商洛長達9個多月，和國民黨部隊打了多次勝仗，繳獲了大量軍用物資和銀元。因此，從一定程度上講，徐海東借給毛主席的5000塊大洋，相當一部分是從商洛帶去的，這是商洛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有力支援。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長征從河南省光山縣何家沖出發時，全軍2980余人，沿途敵人圍追堵截，不斷減員，特別是經過河南省方城獨樹鎮、丹鳳庾家河和涇川縣王母山塬戰斗減員，原有紅軍也只有兩千出頭，但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到達陜北時有3400多人，由300多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轉戰來的老紅軍組建的紅七十四師，發展到2100多人，以商洛為中心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共有紅軍5500多人，紅軍人數翻了一番。這是以商洛為中心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最大貢獻!

　　1936年12月12日，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爆發后，徐海東奉中央之命，率紅十五軍團南下，1937年1月15日進駐商縣。與此同時，堅持在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紅七十四師2100多人，在師長陳先瑞率領下，從靈寶、潼關回師商縣。1937年1月22日，紅十五軍團與紅七十四師在商縣城勝利會師，阻止了國民黨親日派部隊入陜，有力保障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順利進行。徐海東兩進兩出商洛，與商洛結緣。抗日戰爭爆發后，紅十五軍團奔向抗日前線，改編為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徐海東任旅長。

　　徐海東是軍事家，讓賢不讓指揮打仗，在紅軍中傳為佳話。他在庾家河戰斗中身負重傷，險些喪生，1935年5月4日至11日，紅二十五軍在龍駒寨(今丹鳳縣城)整訓中，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的他挺身而出，和參謀部的同志親自制定訓練方案，給新戰士做示范，在花廟(船幫會館)下邊的丹江河灘上，教戰士們隊列、投彈、射擊、拼刺刀和各種技戰術。訓練中他注重從實戰出發，從難從嚴。“訓練多流汗，戰時少流血。”這是他講軍事課上常說的一句話。

　　龍駒寨整訓大大提高了紅二十五軍廣大指戰員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整訓結束后，徐海東他們率紅二十五軍采取長途奔襲、敵疲我打的作戰方法，于1936年6月16日，奇襲鄂豫陜三省交界的荊紫關，殲敵一個連，活捉敵四十四師軍需處長，繳獲敵人大批軍用物資。特別是1935年7月2日，徐海東他們在山陽縣袁家溝口巧妙設伏，全殲了裝備精良的國民黨陜西警備第一旅，斃傷敵300余人，俘旅長唐嗣桐以下1400余人，繳獲了大批軍械和軍用物資。這是紅二十五軍的一次經典戰例!這次殲滅戰極大地鼓舞了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且歌且舞，奔走相告。當時，袁家溝口的群眾踴躍參軍參戰，戶戶有人當紅軍，人人見過徐海東，于是有關徐海東的歌謠、傳說很多。至今，“紅軍的故事比星多，紅軍的故事滿山坡，紅軍在咱屋住過，徐海東是咱親大哥”還流傳在商洛山中。徐海東生前常給身邊的同志說，難忘庾家河，難忘袁家溝口，難忘商洛的山山水水!

　　長征中，無論哪一支紅軍出發時，都是在反“圍剿”失敗后，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最終目的地和落腳點。1935年9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甘肅省隴南市宕昌縣西北的哈達鋪，從國民黨的報紙上得知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陜北紅軍會合這一消息，才決定長征落腳陜北。從此，開始了一段光輝的歷史傳奇，陜北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八路軍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

　　歷史告訴我們：當時的中央紅軍早已精疲力盡，人困馬乏，如果找不到劉志丹的陜北紅軍與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會合這一根據地，如果沒有徐海東大度讓出的5000塊救命錢，中央紅軍的前途和命運真的還不好說。毛主席曾多次說：“紅二十五軍為革命立了大功!徐海東是對革命有大功的人。”

　　斯諾筆下大名鼎鼎的人

　　1936年夏，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延安對徐海東作深入采訪，并通過毛澤東、彭德懷和基層指戰員對徐海東進行了全面了解。在他寫的《西行漫記》中，對徐海東向全世界作了這樣的報道：“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導人中恐怕沒有人能比徐海東更加‘大名鼎鼎’，也肯定沒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同時，斯諾在紅軍剛結束長征后的報道，1937-1938年在英國和美國出版，其中對徐海東等創建的以商洛為中心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向全世界也作了第一次全面報道：“1934年末，紅二十五軍在徐海東率領下離開河南。12月間他們到達陜西南部(這里的陜西南部就是指商洛)。同……該地一千左右紅色游擊隊會合，徐海東在那里扎營過冬，幫助游擊隊建立正規軍，同楊虎城將軍的軍隊打了幾次勝仗，在陜西南部五個縣武裝了農民，成立了一個臨時蘇維埃政府……徐海東把這個地區留給他們去保衛，自己率領紅二十五軍進入甘肅，在成千上萬的政府軍包圍中殺出一條血路來到蘇區……”

　　這是斯諾對徐海東他們創建的鄂豫陜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正是這一根據地的建立，才使商洛在1984年被批準為“革命老區”，這也是商洛人民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地方。毛主席常惦記的人丹鳳縣委、縣政府為紀念庾家河戰斗，于1982年5月在七里蔭嶺建立了“庾家河戰斗紀念碑”。庾家河戰斗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的革命精神，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在庾家河建立戰斗紀念碑是徐海東生前的愿望，可他沒有看到。在“十年浩劫”中，徐海東大將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含恨離開人間。他在彌留之際始終重復著一句話：“我想見毛主席，想見毛主席!我是林彪害……害死的……”

　　徐海東彌留之際想見毛主席，毛主席也時常惦記著徐海東。1939年，徐海東被派往華中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在指揮并取得新四軍抗擊日偽軍第一次勝利后，他吐血病倒了。1940年1月28日，身體還沒恢復，聽到“皖南事變”的消息，更是雪上加霜，氣得又大口吐血，時年他剛剛40歲。從那時起，這位馳騁沙場的戰將永遠離開了戰場。徐海東萬萬沒有想到，在以后幾十年的歲月里，他都是以病床為伴。

　　進入反“掃蕩”的時候，毛主席給新四軍發了一封電報，講徐海東同志是軍隊的一面旗幟，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任何時候不能出問題，更不能讓敵人抓去。以后，新四軍領導陳毅、張云逸都向中央報告，徐海東一直帶病工作。毛主席給徐海東電報：我在延安不能探望，聽說你還堅持工作，送你八個字“靜心養病，天塌不管”!

　　看到電報，徐海東流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主席還讓周總理到大連看望在那里休養的徐海東。1955年授銜的時候，當徐海東說鑒于自己沒有參加解放戰爭，長期沒有進行軍事指揮，不評銜都可以。毛主席卻直接指示，徐海東不但要評大將，而且在大將里面排第二，僅次于粟裕。1956年9月，徐海東帶病出席黨的“八大”后，毛主席還在中南海專門接見了他。徐海東因身體原因，再沒有任實職，只擔任軍委和國防委員會委員。他打了半輩子仗，渾身是傷，被人尊稱“老病號”。長此以往，很多人都把他遺忘了，毛主席卻惦記著他。1969年3月31日晚，毛澤東發現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中沒有徐東海的名字，便提議要他參加。

　　“九大”第二天就要開幕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連夜召集緊急會議，傳達毛主席的提議：徐海東出席“九大”，參加主席團。4月1日中午，中共中央辦公廳和軍委辦事組派人到徐海東病床前傳達最高指示。徐海東眼淚一下子流了下來，激動地說：“主席提我名，身體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

　　“九大”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黨和國家處在一個非常時期召開的一次代表大會，連留存下來的大會主席臺照片都獨具一格：座無虛席的主席臺兩排位之間鋪著紅地毯的過道上，加了一個輪椅，一個身著便服、圍著圍巾、戴著帽子的老者坐在那里。因為座位特殊，十分引人矚目。這位老者就是“對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東。這正是徐海東在彌留之際重復的一句話“我想見毛主席”的原因。毛主席惦記著他，讓他坐輪椅登上了“九大”主席臺。

　　毛主席常常惦記徐海東，商洛人民世世代代懷念徐海東。徐海東的英名與日月同輝，將永遠彪炳中國革命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