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需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配合。《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中的多篇著作對此作出深刻闡釋。比如，《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指出“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對健全多種經濟政策協調機制提出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指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不僅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二者“協奏”的目標，更明確了完善國家發展規劃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的頂層設計。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政策聯動賦能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邏輯，為新時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提供了根本遵循。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重要支柱，二者形成政策協同效應，不僅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激發市場創新活力、增強經濟系統韌性，更能形成推動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發展與民生福祉改善的合力。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求：“要打好政策‘組合拳’。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完善部門間有效溝通、協商反饋機制，增強政策合力。”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立足學習貫徹《文選》，深刻領會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的豐富內涵，持續優化二者之間的協調互動機制，統籌財政資金精準施策、金融資源高效流動、科技資本賦能創新，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是新發展階段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對經濟發展新特征，傳統政策模式已難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經濟形勢，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配合成為破解經濟轉型之困、應對外部沖擊之險、滿足民生保障之需的重要抓手。

　　經濟結構轉型呼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發力。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由“量的擴張”向“質的躍升”轉變的關鍵階段。基礎研究投入不足、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等問題制約了高質量發展的步伐，新興產業發展也面臨發展資金約束、長期穩定支持不夠、創新資源分散等挑戰。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具有高風險、長周期、正外部性特征，存在典型的市場失靈現象。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顯得尤為重要。加強二者的協同配合，構建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鏈，形成覆蓋科技創新長周期、全鏈條的資金支持體系，推動實現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的順暢轉化。這不僅是資源配置的優化，更是創新生態系統的重構。具體而言，財政政策可通過專項基金和稅收激勵為科技創新提供穩定支持和風險補償，貨幣政策可運用市場化工具放大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創新領域，促進創新要素的有效整合與高效配置，為經濟結構轉型提供堅實支撐。

　　應對外部風險挑戰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護航。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在這一背景下，我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風險加劇，關鍵領域“卡脖子”問題凸顯；金融風險跨境傳導壓力增大，系統性風險隱患上升。這些外部挑戰不僅影響實體經濟運行，還威脅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需要系統化的政策應對。在這一過程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體現了宏觀政策的系統思維。單一政策工具往往難以兼顧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多重目標，而政策組合則能在短期穩定與長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避免政策效應相互抵消，從而提高宏觀調控的整體效能。具體來看，財政政策可通過投資、激勵等工具優化資源配置，穩定產業鏈；貨幣政策可通過流動性管理和匯率調節等工具緩和外部沖擊，維護金融穩定。二者協同配合，形成了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雙重防線，既保障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又增強了應對外部沖擊的韌性，為維護經濟體系安全注入穩定力量。

　　解決社會主要矛盾需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保障。習近平總書記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在諸多領域都有體現。比如，城鄉、區域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存在差異，養老、醫療等重點領域資金需求量較大，等等。面對這些問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發力，不僅能夠為那些過去單純依靠財政投入的領域提供更多資金支持，更能夠有效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民生保障領域，進而實現資源高效配置。通過“政府保基本、市場提質量”的方式，財政政策可通過加強轉移支付、優化支出結構等，有力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貨幣政策可通過再貸款、定向降準等工具，激勵金融機構創新普惠金融產品，不斷拓展服務覆蓋范圍，持續提升服務質量。這是對傳統補短板思路的創新，不僅關注資源投入的數量，更注重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服務供給質量。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將靜態的民生保障轉變為動態的民生改善過程，構建更加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將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在《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中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要把主動防范化解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出了事就來不及了。”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將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決守住了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在新發展階段，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調控節奏和基調的一致性，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保障經濟安全的關鍵屏障。二者協同配合，校準發力方向、織密防護網絡，能夠在風險防控中展現出顯著制度優勢，既強化了系統性風險的“防火墻”，也豐富了應急處置的“工具箱”，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全面提升風險監測與預警能力。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通過整合跨部門數據資源，能夠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債務風險監測體系。例如，通過對地方政府債務、國有企業債務、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等關鍵領域的系統性分析，形成科學的債務風險預警指標體系。這種協同能夠實現對重點地區和重點領域風險的動態監測和早期預警，顯著提升風險識別的精準性和前瞻性，從而有效防止局部風險演變為系統性危機，不僅增強了宏觀調控的精準性，也為高質量發展營造了穩定宏觀環境。

　　有效實施差異化的風險處置方式。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在債務風險防控中展現出靈活性和針對性。對于流動性壓力較大的領域，財政政策可通過轉移支付、債券支持等方式提供必要的流動性緩解；國有金融機構可通過貸款期限調整、市場化債務重組等手段，幫助相關主體緩解短期償債壓力。對于財政金融風險交織的領域，政策協同可通過聯合風險處置、統籌運用財政注資和金融穩定再貸款等多種工具，推動債務化解與經濟轉型同步進行。這種差異化的風險處置方式，體現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在復雜風險管理中的獨特優勢，增強了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和有效性。

　　逐步形成長效防控機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在債務風險防控中能夠起到標本兼治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強化預算約束和財政紀律，完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健全政府債務限額管理和風險評估機制，能夠從源頭上控制債務規模；另一方面，通過宏觀審慎管理，引導金融機構加強風險管理，能夠防止信貸資金違規流入高風險領域。二者協同配合，通過構建全鏈條的風險隔離防火墻，不僅降低了系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也為高質量發展營造了健康的投融資環境。

　　不斷提升應急處置能力。面對突發性、沖擊性風險事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能夠展現出高效的應急響應能力。在風險事件發生時，財政政策通過注入長期穩定資金（如設立專項救助基金），能夠為市場提供信心支持；貨幣政策通過多種工具提供短期流動性支持，能夠形成逆周期調節的合力。例如，在外部沖擊或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的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能夠迅速啟動應急響應機制，通過政策組合拳穩定市場情緒，防止系統性風險蔓延。這種高效的應急處置能力，能夠大大增強金融體系的韌性。

　　把握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的著力點

　　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下，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必須堅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健全體制機制，提升政策效能，構建系統高效、科學規范的協同發展新格局。

　　以頂層設計筑牢協同的制度基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形成合力，要充分發揮制度保障作用。當前，我國宏觀調控體系運行有效，但部門之間政策目標不夠協調的問題依然存在。需從頂層設計入手，強化統籌協調能力，保障政策目標統一、工具互補。同時，優化政策傳導機制，暢通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路徑，特別是要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樞紐作用，將財政資金精準投向科技創新、綠色低碳等重點領域，助力經濟結構優化升級。

　　以工具創新提升協同效能。提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效能，重點在于創新工具方法，增強政策的精準性和實效性。具體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實現。一是強化財政支出與信貸投放的協同效應，借助優化財政貼息、風險補償和信用增進等政策工具，撬動更多金融資源流向實體經濟，尤其是大力支持中小企業和科技創新領域發展。二是積極探索建立專項債券與央行政策性工具的銜接機制，進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管理改革，實現專項債券資金與央行再貸款、再貼現等政策工具的有效聯動，凝聚支持重大項目的資金合力。三是推進財政政策與資本市場互動，在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推動綠色財政與綠色金融協同發展，為企業綠色轉型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

　　以數字化轉型賦能協同深化。數字化轉型是提升政策協同治理效能的重要著力點。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能夠實現信息共享、風險預警和政策執行的全流程優化，不僅提升了政策執行效率，還增強了協同治理的精準性和靈活性。一方面，可建設大數據平臺，整合相關政策信息資源，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另一方面，可構建協同監管系統，完善風險防控機制，利用區塊鏈技術提升財政資金分配透明度和使用效率，形成政策執行的閉環管理。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本版文章由人民日報出版社組稿、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編輯）

　　《 人民日報 》（ 2025年04月30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