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2日電 題：蘇軾官箴法律文化中有何“人權”因子？

　　——專訪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柴榮

　　中新社記者 呂少威

　　在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存在著怎樣的人權理念？官箴文化作為中國古代勸諫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職責的重要文體，其中蘊含了怎樣的人權思想？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蘇軾的官箴法律文化中又有何“人權”因子？

　　“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舉行。受邀與會的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柴榮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代國家治理體系中存在著怎樣的人權思想？有何具體實踐？

　　柴榮：我認為，人權是指人作為人應該享有的自由或資格。人權基于道德的基本要求而存在，表明人生存的基本資格。在中國傳統法體系中，雖然沒有“人權”的明確概念，但存在著人權思想和人權保障的歷史事實。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影響廣泛，蘊含了豐富而深刻的人權價值理念。

　　《尚書》中提出“養民”的治國理念，孔子在《論語》中所言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均深刻體現了古代中國對民眾福祉的高度重視。這些思想不僅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民本”基調，也將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及免于貧困、免受侵害的權利置于國家治理的核心位置，成為歷代王朝確保其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石。

　　探討中國傳統“民本”思想，不僅是為了繼承并發揚這一優秀傳統文化，更是為了在新時代背景下，將其精髓融入并推動中國當代人權事業發展。在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官箴文化作為古代政治智慧的重要載體，其蘊含的“以民為本”治理理念與人權思想緊密相通，為研究古代人權保障的實踐模式提供了生動案例。

　　在繼承與發揚古代“民本”思想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的實際情況與發展需求，有助于構建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征和世界意義的人權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

2024年11月20日，“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開幕。中新社記者 賈天勇 攝

　　中新社記者：官箴文化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蘊含了怎樣的“民本”思想及政治智慧？

　　柴榮：“箴者，綴衣箴也。”“箴”最早指縫衣的針。古人通過針灸等療法治病救人，且針本身具有精細、精準的特點，寓意是為人指出病痛所在，由此引申出規勸、告誡的意思。在古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箴文成為勸諫君主、督促官吏履行職責的重要文體，伴隨著中國早期政治制度的演進而發展。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明確指出“箴”這一文體的起源可追溯至夏、商、周三代，在西周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體例，它的核心功能在于通過文辭勸諫君主。著名的《虞人之箴》就是一篇典型的勸諫箴文，以后羿沉迷狩獵、忽視政務致使國家滅亡為戒，規勸周成王節制狩獵，以保障國家政務的穩固運行，突出體現了“以百姓為本”的治理理念。

　　春秋戰國時期政治環境的惡化使箴文創作相對衰微。然而，戰國末期秦國的官箴文獻《為吏之道》卻值得注意，強調為官者在道德、行為、政策執行等方面應以百姓為中心，并避免私利、暴政和苛政。

　　進入唐代，官箴文化日益成熟，官箴文獻經歷了從“箴文”到“官箴書”的重要演變。這一變革在武則天的《臣軌》中得到顯著體現，特別是第十章《利人章》，系統探討了惠民之道，內容緊密圍繞民生問題進行論述，觀點明確且論證詳盡，進一步深化了“民本”思想在官箴文化中的體現。

　　宋元時期，理學的興起推動了官箴文化進一步發展。理學家們不僅強調官員的道德自省，還要求官員在治理中以民為本。

　　“明末清初官箴書籍如雨后春筍般出現，與當時的經世致用思潮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時代越往后，官箴文獻越呈現出細密復雜的景象。”黃六鴻的《福惠全書》被稱為“清代縣政百科全書”。

　　《福惠全書》的結構和內容都是以“民本”思想為主線，深入探討了如何通過實際措施將“以造福之心，行惠民之事”的“民本”思想轉化為實踐層面的方法原則，并運用于州縣治理的各項事務中。這一時期的官箴文獻不僅形式上更加豐富，內容上也更加精細，展現了官箴文化的集大成。

　　通過對古代官箴文化的梳理與解讀可以清晰地看到“愛民”“重民”“親民”的思想在官箴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無論是規范、告誡還是建議，官箴的最終目的都是圍繞服務百姓和改善民生展開，這與中國古代“民本”思想強調以民為本、關懷百姓疾苦的理念高度契合。

2024年6月27日，“廣東官箴文化展”在廣東省方志館開幕，吸引參觀者觀展。中新社記者 陳楚紅 攝

　　中新社記者：蘇軾的官箴法律文化蘊含了怎樣的“民本”思想？他一生篤行了怎樣的政治實踐？

　　柴榮：作為北宋著名文學家、政治家，蘇軾的政治、法律思想多散見于政論、史論、上書或奏議之中，其官箴中治國理政的智慧對當代依然有著深刻的意義和實踐價值。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禮治為本、德法相濟。蘇軾在“禮法”的關系上，明確提出“禮本法末”的主張。蘇軾的禮治觀突出“以民為本”，從“民本”角度看禮的起源、嬗變等。他指出，禮源自人情，禮制的設定應基于人們的實際需求和情感，而不應拘泥于固定不變的形式。

　　蘇軾贊同劉向“禮以養人為本”的說法，認為禮的根本目的是養護人民，即使禮的實施過程中有小的偏差，也無礙其核心功能的實現。

　　第二，法貴簡約、吏治清明。蘇軾主張“法貴簡當”“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反對“法令滋彰”。蘇軾以漢高帝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篇為論據，建議朝廷對官吏的要求應簡明扼要，其清廉公正應為根本；治理民眾要寬宏大量，制定的法令不要太多太嚴。

　　第三，慎用刑罰、益國利民。在刑罰方面，蘇軾始終堅守著“仁者愛人”的儒家信條。認為刑罰應當慎重，適用法律應寬嚴相濟。蘇軾在《乞免五谷力勝稅錢札子》中說：“臣聞以物與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以法活人”的理論基礎是人本主義，他認為不僅要以法懲罰罪犯，還要以法使人活命。這反映了蘇軾深厚的人文主義關懷。

2023年1月10日，農歷壬寅年臘月十九，在北宋文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故里，四川眉山三蘇祠舉行“壽蘇會”，紀念“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蘇軾誕辰986周年。 中新社記者 張浪 攝

　　蘇軾在政治治理中堅持“節用以廉取”的主張，反對鋪張浪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是蘇軾廉政思想的提煉。他一生清廉，為官四十載，歷經多次貶謫與重任，始終保持兩袖清風。在從政生涯中，他與百姓有著深入的接觸，“民本”思想不僅深植于其內心，還貫穿于他的一系列政論與為官實踐中。

　　蘇軾一生歷典八州，從筑堤防洪、興修水利，到賑災施藥、關懷百姓，他始終常懷愛民之心，常謀利民之事，通過實際行動踐行著他的“民本”思想，展現出卓越的政治智慧與仁政德行。

　　蘇軾的官箴法律文化以“民本”思想和“德治”理念為核心，充分展現了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蘊與現實價值，體現了傳統“民本”思想在法律領域的深刻影響。蘇軾憑借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人文關懷，將“民本”思想貫穿于其官箴法律理念與施政實踐中，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完)

　　受訪者簡介：

柴榮。受訪者供圖

　　柴榮，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院黨委書記，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傳統法律文化、土地法、文化遺產保護等。在包括《中國社會科學》《中國法學》《法學研究》等重要核心刊物發表論文近百篇，獲得過省部級等各種獎項10余項。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科研項目十多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