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翡翠插屏與雅典娜像，東西文明如何在弗洛伊德的“釋夢空間”相遇？

　　中新社北京5月17日電 題：翡翠插屏與雅典娜像，東西文明如何在弗洛伊德的“釋夢空間”相遇？

　　作者 劉欣 田皓雪子

　　倫敦曼斯菲爾德花園20號，坐落著一幢獨立式三層紅磚小樓，這是精神分析學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晚年最后的居所。1938年納粹德國吞并奧地利，弗洛伊德離開求學、工作和生活近60載的維也納，在曼斯菲爾德這座優雅小屋中安家。如今，這里成為弗洛伊德博物館，每一個角落都保留著原來的風貌和布局，呈現出弗洛伊德生前真實的生活狀態。

　　走進書房，擺放在他辦公桌正中間的翡翠玉屏格外耐人尋味——中間是“壽”字紋樣，兩旁是銜于龍口的纏枝花紋，架在紅木鏤雕上，盡顯中式古典魅力。這件翡翠玉屏，是弗洛伊德逃離納粹迫害后，特意委托好友從奧地利舊居秘密運送到倫敦的兩件物品之一。弗洛伊德是狂熱的收藏愛好者，主要收藏古埃及、希臘和羅馬的文物，但在晚年愈發熱衷收集中國古董，藏品數量雖少卻備受珍視。

　　弗洛伊德是從何時開始收藏中國古董的？他對中國文化的興趣，為構建心理學和精神分析概念起到了哪些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為何能夠與精神分析思想產生共鳴？弗洛伊德博物館正在舉辦的“弗洛伊德與中國”展覽，通過其有生之年收藏的中國古董和書籍，展示這位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與中國文化、歷史和藝術的關系。

　　中國藏品雖少卻備受弗洛伊德珍視

　　作為一個收藏愛好者，弗洛伊德擁有來自希臘、羅馬和埃及等地的藏品，但這座翡翠插屏，比書房中其他任何古物離他的距離都要近。

　　“危急時刻，弗洛伊德只能委托摯友瑪麗·波拿馬公主從公寓帶走兩件藏品，一件是小型古羅馬青銅雅典娜像，另一件就是翡翠插屏。它們被藏在波拿馬公主的手包里，才沒被當時把守在弗洛伊德住所外的納粹守衛發現。”“弗洛伊德與中國”展覽策展人、牛津大學藝術史榮休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指出，雅典娜像是弗洛伊德最心愛的物品之一，代表著智慧、知識和理性力量，弗洛伊德自幼接觸希臘羅馬文化，自然對它難以割舍。“雅典娜銅像是弗洛伊德早期收藏的物件，翡翠插屏則是他晚期的收藏品，兩件藏品跨越了相當長的時間維度，代表著兩種不同的人類文明。”柯律格說。

　　除了這件翡翠插屏，弗洛伊德還收藏了仿唐仕女俑、漢白玉佛頭、清代臺式屏風和漆器道士，他還將一款金玉胸針作為生日禮物送給了女兒安娜。雖然弗洛伊德從未到訪中國，卻對這片古老的土地和文明產生了濃厚興趣。

　　“從弗洛伊德過往的書信中，我們知道他職業生涯中一個關鍵導師是法國心理學家讓·馬丁·沙爾科。”柯律格指出，弗洛伊德去法國巴黎向他學習時，沙爾科有一批亞洲藏品，這是弗洛伊德一生中對亞洲物品感興趣的第一個跡象。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歐洲社會彌漫著對西方理性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失望情緒，東亞被視為“另一種選擇”，歐洲學者對中國的興趣逐漸覺醒。“與弗洛伊德有見識、智慧和思想上的交鋒，并對中國思想哲學很感興趣的人是卡爾·榮格。”柯律格說，兩人曾是最親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盡管思想上分道揚鑣后再無對話。

　　弗洛伊德博物館館長卡羅爾·賽格爾(Carol Seigel)指出，目前為止，關于弗洛伊德對中國迷戀的研究仍不多，也鮮有討論為何中國古物收藏在他人生的最后階段如此重要。“弗洛伊德與中國”展覽希望改變這種情況，憑借對弗洛伊德的中國藝術和器物收藏的研究，探討弗洛伊德與中國的關系，以及精神分析學在中國歷史和當下中國的意義。

　　中文與夢的視覺表象存在相似之處

　　對于弗洛伊德來說，考古及古董收藏與精神分析是密不可分的，他曾在《夢的解析》一書中提到，“那些古老而污漬斑斑的神像在幫助我”。弗洛伊德的古董收藏，包括愛不釋手的中國藏品，對啟發他的學術思想和激發創作靈感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書桌上，堆滿了來自埃及、希臘、羅馬的收藏品，還有許多古代玻璃器皿和碎片。賽格爾說：“接受過他治療的病患經常感嘆，自己仿佛進入了考古學家的書房，亦或充滿珍寶的博物館，而不是一個醫生的診所。”弗洛伊德喜歡將精神分析比作考古學，自命為“心理考古學家”，因為兩者都需要抽絲剝繭，向深處探索挖掘。

　　在這個過程中，擺放在辦公桌中央、帶有“壽”字紋樣的翡翠玉屏，時常進入他的眼簾。據說弗洛伊德常坐在書桌旁凝視它，陷入冥想與沉思，他甚至還將中文語言學運用于“夢的解析”研究中。

　　“他認為中文與夢的視覺表象存在相似之處。中文需要依靠語境去理解，就像夢境也需要結合具體情境和個人經歷去解讀。”柯律格說，雖然弗洛伊德這一判斷是基于對中文的誤解，但確實反映出他試圖用中國文化闡述他的主要精神分析理論——夢的解析。

　　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的公寓被分為兩個空間——工作空間(即研究、寫作和治療病患的咨詢室)和生活空間(家人居住的房間)。柯律格特別指出，來自中國和全球各地的藏品并非在公寓中隨處可見，而是完全局限于工作空間，可以說“它們是弗洛伊德工作的構成部分，而不是生活的構成部分”。

　　探索弗洛伊德收藏中的中國維度，讓人們得以檢視弗洛伊德與中國文化的交集，以及這種交集對他的思想與工作環境的影響。“如果我們錯過了弗洛伊德對中國的興趣，我們就錯失了他人生中的重要部分。”柯律格說。

　　中國傳統文化蘊涵精神動力式思維？

　　弗洛伊德創建的精神分析學派，不僅是一套用于心理咨詢與治療的理論與方法，更作為一種哲學思想、文學理論等被寫入西方哲學史和文學史。精神分析的態度與中國古代文化在線性時間范疇的延展與瓦解、儒家傳統世界觀、辯證思維結構等方面具有明顯的同一性和相契合的古老修養氣質。

　　曾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協會(IPA)中國委員會主席、董事會成員的彼得·洛文伯格(Peter Loewenberg)指出，前量子時代的自然科學將時間設想成一個規則的線性結構，由離散的可量化單位構成，在科學分析及商業、社會和日常生活中完成功能運作要求。中國傳統的時間不是線性的，而是道德的時間、宗教的時間，會觀照過去的輝煌，這與精神分析中“系統無意識的過程不涉及時間，也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存在高度共鳴。

　　中國傳統的人生觀也與精神分析的道德價值觀有著深刻的同步性。《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孟子·盡心下》也強調“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儒家修身思想從個體生命的道德精神超越而達到自律，提示人們從生命特質上更深刻觀察、體悟自身。弗洛伊德亦在精神分析的診斷模式中注重自我修養的培育，理解文字和表層之下身體的象征和信號，發揮無意識的知識對個人的轉化功能。與此同時，道家將生命看作是“陰陽”“善惡”等對立的平衡，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也假定人們都有好的和壞的內在客體，我們的生活在它們之間的張力中震蕩。

　　當代中國對精神分析教學與臨床實踐的興趣并非巧合。在洛文伯格看來，其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時間的細微感知、儒家現實主義、道家二元辯證思想以及一脈相承的深度情感探索。當正統的精神分析訓練出現在中國時，中國文化傳統早已為其預備好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蘊含了大量自成體系的精神動力式思維。基于古老而豐富的知識遺產，中國可以將自身獨特的氣質、風格、記號與特質與西方精神分析流派和教學相融合，終會發展出一種“中國精神分析”的形態。(完)

　　受訪者簡介：

　　柯律格，當代研究中國物質文明史的重要學者，現任英國牛津大學藝術史榮休教授。曾擔任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中國部資深研究員兼策展人長達15年，并自1994年起先后任教于薩塞克斯大學藝術史系及倫敦大學亞非學院。2006年，因在中國文化和藝術史研究領域中的卓越成就和貢獻，他被提名為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

　　卡羅爾·賽格爾，弗洛伊德博物館館長。歷史學家，曾在猶太人博物館、倫敦博物館、漢普斯泰德博物館等文化場所工作20多年。自2009年起在弗洛伊德博物館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