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出爐。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超過2.64億人，占比18.7%；預計“十四五”期間，全國老年人口將突破3億人，邁入中度老齡化。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劇，鼓勵“銀發族”再次進軍勞動市場，已成為國內外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普遍做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明確，鼓勵老年人繼續發揮作用，探索適合老年人靈活就業的模式。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賢良也聚焦這一社會熱議話題，呼吁糾正“歧視老年人再就業”的錯誤認識。

　　近日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任賢良表示今年將提交一份建議——完善法律法規和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再就業老年人的勞動保障，并暢通“老有所為”渠道，通過提供勞動補貼或減稅，加強企業雇傭再就業老年人的主動性。

　　談老年人再就業：應對老齡化的現實選擇

　　南都：去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與2010年相比，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有人對此感到擔憂，你怎么看？

　　任賢良：人口老齡化是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今后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自2022年開始，我國每年新增老年人口將超1200萬，自此將會進入加速老齡化階段。

　　進入老齡化社會后，我國老年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結構趨于失衡，“未富先老”及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難題。

　　人口老齡化雖不可逆轉，但也可以成為我們的機遇——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會資源，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據我了解，我國現有離退休科技人員500多萬，其中年齡70歲以下的約占70%，具有中高級技術職稱、身體健康、有能力繼續發揮作用的約占70%左右。

　　這些低齡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識、經驗、技能的優勢，身體狀況尚好，對幸福生活有很大期待，發揮作用的潛力較大，是老年人力資源的主體，仍然可以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

　　南都：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這些年陸續有觀點提出啟動老年人就業市場。你認為，支持老年人再就業有何重要意義？

　　任賢良：人口老齡化也是許多其他國家面臨的挑戰，促進老年人就業是絕大多數國家選擇的應對方式。美國、德國、日本、法國、芬蘭等，通過制定種種措施對老年人就業予以保障。

　　我認為支持老年人再就業，是應對養老金收不抵支風險、維持政策代際公平的有效選擇，也是應對老齡化最現實的選擇。

　　南都：當前我們國家在促進老年人再就業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任賢良：首先，老年人再就業的法律法規一直沒有出臺，缺乏法律保障。我國在老年人再就業方面的法律法規，尚處于原則性設計和討論階段。

　　其次，目前仍存在歧視老年人再就業的錯誤認識，利益群體的多元化也導致了一定的社會阻力。延遲退休政策的頒布施行對于政府、企業、勞動者均存在較大適應性考驗，存在利益沖突風險。此外，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無法為老年人再就業提供有效支撐。

　　最后一點，我發現老年人再就業情況兩極分化嚴重。少數身體狀況良好、專業技能水平較高的老年人如醫生、教師等職業有返聘現象，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集中在保潔、保安等低門檻行業。

　　南都：如何為老年人再就業“做準備”？

　　任賢良：我認為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完善相關法律，切實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二是通過調節養老金等方式，制定彈性延遲退休方案。三是增加老年人再就業渠道，通過提供勞動補貼或減稅，加強企業雇傭再就業老年人主動性。四是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再就業老年人的勞動保障。五是加大宣傳力度，營造歡迎鼓勵老年人再就業的良好輿論氛圍。六是開展多樣化個性化就業培訓，為老年人再就業賦能。

　　談網絡誠信機制建設：關鍵是實現信用法治化

　　南都：去年兩會，你帶來關于加快推進誠信入法的建議。我們觀察發現，過去一年，已有多地引入信用評價、失信約束等誠信機制。如何把握使用誠信機制的度？

　　任賢良：“人無信不立，網無信不興”。我國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網絡大國，網絡領域誠信建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網絡誠信建設，國家有關部門在重點民生領域持續建設網上信用體系，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加快建立，在促進社會民生發展、中小微企業投融資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誠信建設的社會氛圍愈發濃厚。

　　正如你所說，多地也已引入信用評價、失信約束等誠信機制。隨著互聯網新技術廣泛應用，新模式新業態層出不窮，算法和技術的滲透力影響力日漸強大，對網絡誠信機制建設提出了新課題。

　　我認為，把握網絡誠信機制建設最重要的還是“法治化”。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主要標志，是國家治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最高級形態。因此，網絡誠信機制建設的關鍵還是實現信用法治化。

　　南都：怎么實現信用法治化，對此有何建議？

　　任賢良：我認為可以從三方面著手。一是科學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機制。依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網絡安全法》等法律法規，推進聯合獎懲聯動機制，加大信息歸集共享開放力度，打破信息壁壘，實現信用信息公開共享、互聯互通，建立覆蓋全社會的信用信息系統。

　　二是不斷依法完善“信用激勵懲戒”機制，發揮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的引導力和威懾力，使其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三是突出市場力量，引導市場主體參與構建聯合激勵懲戒大格局，加大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探索建立自律性協同懲戒，引導企業主動參與失信治理，始終做到對守信者無事不擾，對失信者利劍高懸。

　　談代表履職：部分建議內容被吸收到法律制定中

　　南都：今年是你作為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履職的最后一年。這五年有哪些收獲？

　　任賢良：人大代表既是榮譽，也是責任。五年來，我不斷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自覺、履行好代表職責。履職過程中，我充分立足于日常工作，積極運用互聯網領域的工作實踐和調研成果參與到人大工作。

　　五年來，充分發揮人大代表的作用，助推行業健康發展，在兩會期間提出多個建議，涉及個人信息保護、數據流通、網絡誠信立法等。部分建議內容被吸收到原有法律修訂和新的法律制定中。

　　同時作為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我也參加全國人大會議及常委會對相關法律的審議，在會上提出一些意見建議，被吸收進最終的法律文本中。

　　如在審議《鄉村振興促進法》時，我提出鄉村振興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新技術，發揮數字經濟的推動作用，建議增加數字鄉村建設、提升鄉村公共服務數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意見建議，最終被采納。

　　南都：履職期間，會不會也有一些遺憾？

　　任賢良：我覺得遺憾主要是受疫情影響，在此次全國人大履職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較多通過網絡了解情況和交流意見，有一些地方想去沒能去，有一些議題需要深入調研探討也沒能成行。

　　對基層進行的實地調研和面對面交流較疫情前變少，對一些議題的研究探討本可以更加直觀全面，和專家的座談討論也沒有疫情前充分深入，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為代表履職的力度和效果。

　　采寫：南都記者李玲 蔣琳

　　攝影/視頻：王子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