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教育部、科學技術協會、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聯合發布了《關于準確把握科技期刊在學術評價中作用的若干意見》，并對基于學術論文的學術評價體系提出了一些思考，其矛頭指向評價體系里的“標準單一化”“程序程式化”“方法簡單化”“方式機械化”。這一《意見》的出臺，說明現有的學術評價方式過于簡單原始，遠遠落后于時代的需要。這也說明，學術界在思考對策上，超越了單純造假的討論，而開始思考到底什么樣的學術成果有實質影響。

　　這些年來最著名的論文造假事件，是日本生物學者小保方晴子在《自然》所發的關于STAP細胞的論文，其研究被質疑后，論文被撤銷。2015年11月2日，早稻田大學還取消了她的博士學位。2015年8月，德國施普林格出版集團也將旗下10本周刊的64篇論文撤下，其中有不少論文來自中國。

　　這些期刊多為“同行評議”的學術期刊，一般來說，比較公正、內行，少受外部因素干擾。人們一般不去評價這些期刊本身的公信力。可學術期刊多如牛毛，如何評價學術文章的重要性？2005年物理學者希爾什(Jorge E. Hirsch)提出了衡量個人作者學術影響力的方法，亦即h指數，這是指學者發表文章的數量和引用數量的交匯點，比如一個學者發表了100篇文章，其中有48篇至少被引用了48次，那么他的h指數是48。這種計算方法，理論上說可以衡量一個學者的產量和文章的影響力。而學術期刊的影響力，一般是通過“影響系數”計算。影響因子方法由科學信息協會創辦人尤金·加菲德(Eugene Garfield)創立，具體算法是用學術期刊兩年內發表的論文數(C)，去除這兩年內的該期刊內文章被引用的總次數(N)。例如，某學術期刊2013~2014年發表的總數量為50篇，被引用總次數為100，那么期刊的影響系數就是2，這種系數值越高越好。

　　2015年11月5日，《高教內參》發文稱，這種影響系數的公信力非常可疑。學術期刊本身為了提高“影響力”，在影響系數上會做很多手腳。很簡單，這種影響系數既然是C/N, 編輯就可以在分子或分母上做文章。在“引用數量”上，有一些期刊或明或暗地脅迫作者引用該期刊自身的文章，這樣可以提高期刊論文被引用數量。而在論文數量上做文章的辦法更多，比如，將知名作者的文章在年初發布，以便增加被引用的可能性。很多期刊在紙媒和網媒之間玩平衡，比如把很多可以發出來的文章發在網絡上，當這些文章被引用，可計入“被引用數量”，而紙質文章的數量會大量下降，一下子可以提高“影響系數”。由于這些操縱，越“滑頭”的期刊系數越高，越“老實”的期刊系數越低，已經和文章實質影響沒有什么關系了。而這些手腳，對學術成果的發布、轉化、傳播極為不利。一些優質文章就此失去被發表的可能，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

　　這些“影響系數”之所以被人看重，是因為“學術官僚”對于人才的評估能力有限，只能倚重這些外部的、貌似“客觀”的數字。這種做法，在內部結構上有巨大的局限性。比如，在我所熟知的外語教育界，曾經存在一流的譯著不被納入學術體系，而發表垃圾論文會被計入“成果”的奇特現象。前者或許更能體現人的水平，但是領導不懂外語，也不知道怎么評估，所以意外地被“遺漏”。而學術文章數量可以數，質量可以通過各種影響系數去計算，評估變成了按照公式加加減減，亦即“數豆子”式的評估。這樣的“客觀”造成的訛誤其實更大。過于迷信數字的客觀，忘了數字可以被人操縱，這是很危險的事。

　　既然學術期刊可以通過網絡發布文章，不如將其全部網絡化，廢除發行量不大、出版周期漫長的紙質期刊。現在有不少期刊直接在網上、或者通過應用程序發布。這種發布，也更容易統計相關下載、瀏覽數據，以獲得更科學客觀的影響系數。

　　與此同時，各種排名的關注者，包括高校管理層，也應該增強學術評估的水平。了解一個人的學術“身價”，比如在一個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不能只通過數字評估，而應該增加更多質性研究的評估方法，這樣才有真正的客觀。(南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