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不僅是一個名稱所代表的空間范圍和時間范圍，還有其歷史、文化、社會、民族等各方面的意義。

　　早期的地名實際上反映了族群分布。如商朝人，幾乎將所有做過都城的地方都稱為“亳”，早期遷移到的地方也命名為“亳”。

　　早期的地名后來成為國名，成為朝代的名稱，其實開始往往是指具體的地方，例如秦、漢、魏、晉、宋等。以“漢”為例，來源于漢水，因為有了漢水，才有了漢中等地名。

　　地名的遷移也反映人口遷移或民族的遷移。比如漢高祖劉邦的祖籍是豐縣(今江蘇豐縣)，他父親長期生活在豐縣。劉邦做皇帝以后將父親接到關中，尊他為太上皇。但太上皇卻悶悶不樂，表示住在關中不開心，因為聽不到鄉音，看不到鄰里斗雞遛狗，吃不到路上賣的餅。于是劉邦下令將豐縣居民全部遷至關中，為他們建一座新城，完全模仿復制豐縣。據說復制非常成功，移民將從家鄉帶來的雞狗放在城里，都能找到原來的窩。這座新城被命名為新豐，就這樣，豐縣的地名被搬到關中。類似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不止一個，所以我們往往能看到早期地名從北方搬到南方，從中原移到邊疆。

　　很多地名本身就記錄了一段歷史，最典型的是今山西、河南兩個縣的名稱：聞喜和獲嘉。聞喜本是西漢河東郡的曲沃縣，漢武帝經過時獲悉平定南越叛亂的喜訊，即改名聞喜。當漢武帝行經河內郡汲縣新中鄉時，又傳來了發動叛亂的南越丞相呂嘉被俘獲的消息，即下令在此新設一縣，命名為獲嘉。

　　還有很多具有紀念性質的地名。從早期將黃帝陵所在地稱為黃陵，到近代全國很多以“中山”命名的地點，如中山路、中山大道、中山公園、中山市等。

　　有一些地名反映一個階段或一段時間的觀念和價值趨向。比如民國年間馮玉祥主政河南時設博愛縣、民權縣，臺北市有忠孝路、信義路、仁愛路等。各地有不少地名以自由、民主、和平、幸福、解放、復興、建設等命名。

　　有的地名是地理環境的反映，而命名時的情況與當前不同，這類地名在研究歷史地理時很有意義。比如河南與河北劃分是以黃河為界，但也可發現，河南省有一些地方跨到黃河北邊，所以地名本身歸類是一回事，但以后發生了變化，這變化恰恰為研究歷史上的地理環境變遷提供了依據。

　　還有一些地名體現了近代殖民的歷史。比如東北的一些地名，在俄國入侵之后被換成俄國地名，香港被英國占據后，很多英國地名就被搬到了香港。

　　地名如果只是記錄它所代表的空間范圍，那么它是純粹的地名。實際上，地名所包含的內容非常豐富。

　　“中國”這兩個字最早是在一件青銅器上發現的，考古學家稱之為“何尊”。尊上有銘文，銘文上面出現兩個字，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最早的“中國”二字。銘文的大意是：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后，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儀式向上天報告：“我現在占有了中國，準備把它當做自己的家，并且統治那里的民眾。”

　　“中”“國”兩字最早都是象形文字。“中”本來是一面特殊的大旗，是商朝人為召集他的部隊和民眾集合用的標志。由于集合時這面旗幟總是處于中間，以后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意義。“國”(繁體為“國”)中間的“口”表示人，有幾個口就是幾個人，所以稱為人口；“口”下面的一橫表示一片土地，無論生活或生產都離不開自己的土地，所以還得有人拿著戈守衛；為了更安全，需要在四周筑上一道城墻。所以“國”實際上是有圍墻的、有人守衛的一個居民點，一個聚落，一座城。

　　處于中心的、最重要的國，這就是中國。商與西周的國都很多，春秋初期還有1000多個。在這么多國中間誰有資格稱為“中國”呢？只有最高的統治者，比如商王以及后來的周王，他們居住的地方才有資格稱為“中國”。“中國”是天子所在的國。

　　東周時，天子的地位名存實亡，各諸侯國間相互吞并，國的數量越來越少，國土越來越大。到戰國后期，只剩下秦、楚、齊、燕、韓、趙、魏七國和若干小國，所以諸侯都開始以“中國”自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秦朝，稱皇帝，自然便稱“中國”了。

　　以后歷代王朝都自稱為“中國”，“中國”概念從一個點擴大到整個國家，甚至包括邊疆的少數民族的政權。比如契丹人建立遼朝，到遼朝后期，也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南北朝時，南朝、北朝都稱自己為“中國”，隋、唐統一以后它們都成了“中國”一部分。“中國”實際上成了這個國家的代名詞。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開始有了“中華”和“中國”兩種簡稱，以后基本都用“中國”了。

　　現在社會上出現一種隨意更改地名的現象，中斷了歷史的延續。一些地名，特別是縣名和縣治所在，從秦漢時期沿用到現在，2000多年來，不僅名字沒有改，地點也未曾發生變化。但其中的一些地名被莫名其妙地改掉，從此就消失了，與歷史上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一些大事件聯系在一起的地名也消失了。

　　近年，一些地方又盲目恢復古地名，卻往往張冠李戴，移花接木。從更改、消失再到恢復的過程，總是會產生許多麻煩。比如，沔陽是從南朝就存在的地名，后設置過郡、縣、州、府、鎮，但到1986年，沔陽縣被撤銷，建仙桃市。而仙桃此前只是縣治所在鎮的名稱。荊州市一度改成荊沙市，后來又恢復。襄陽與樊城改稱襄樊市，現在又恢復為襄陽了。一些地名本來在歷史上非常重要，或是與一些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有關，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與此同時，任意恢復古名的舉措產生了不少后遺癥。

　　更改地名，對個人和社會而言都有割斷歷史的危險。尊重地名，就是尊重我們的文化歷史。(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 葛劍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