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暗藏諸多安全隱患的“城中村”，“拔點”是比較徹底的做法，但成本很高，推進不易。那么，在無法迅速全部“拔點”的過渡時期，“城中村”的環境應該如何治理？又該如何守住底線，給居住其中的人以基本的尊嚴和安全感？

　　20多個垃圾桶，曾一夜間消失

　　位于浦東新區東部的合慶鎮勤奮村，刮什么風會來什么味道，村民都一清二楚，臭的是養豬場味道，酸的是化工廠味道……由于大量工業和生活污水排放，一些河道已變成鮮綠色，污泥見底。河邊、林間和居民區中，小作坊小工廠毫無秩序地出現在各個角落。

　　這里的村民盼整治已盼了許多年，由于許多問題積重難返，整治正在極為艱難地推進。

　　位于寶山區大場鎮的紅光制革廠，占地約84畝，已不再進行生產，廠區被分割出租，目前有簽約租賃戶40余家。同時，廠區內還存在群租樓、食品加工點等，形成典型的“廠中村”。

　　說起被市民投訴的“環境問題”，紅光制革廠工會主席周維賓倒起苦水：“我們曾經在廠區內放置了20多個垃圾桶，竟然一夜之間消失了！全部被人偷走。”

　　記者在采訪中獲悉，類似這樣的“城中村”、“廠中村”，由于牽扯的利益面廣，相關部門的管理難度較大，很多企業主也沒有承擔起應有的管理責任，加之其中人員流動性大、素質不高，環境水平也就每況愈下。

　　不僅是衛生問題，一些“城中村”，還是“問題饅頭”、“毒罐頭”等來源地，卻監管困難。某區“城中村”暗藏地下加工點兩三千個，但是食藥監部門專職人員只有3人，懸殊很大，因此在管理類似問題時，大多聘用編外人員。比如閔行區聘請3000多個編外人員，集中對“城中村”無證經營、地下加工等進行管理，雖形成一定威懾力，仍無法實現根治。“都躲在犄角旮旯的地方，常常晚上生產，防不勝防。”

　　一位住在“城中村”的外來媳婦曾跟記者抱怨：“錢少，只能在這里租廉價房。可環境真差！我還是想活得有尊嚴一點，有安全感一點。”

　　“應付式管理”帶來“眼前虧”

　　2013年底，某“城中村”發生火災，由于村道路兩旁布滿了違章搭建，消防車無法開進，延誤了滅火時機。這次火災之后，“吃了虧”的村鎮開始重視這一問題，花力氣拆除了村內道路兩旁的違章建筑，盡可能留出寬闊的空間。但是，一些還沒吃“眼前虧”的村鎮，對這樣的問題仍置之不理。

　　一位相關職能部門領導認為，這種“應付式管理”產生的根源，是對“城中村”的認識和態度不到位。不少村鎮領導，因認為“城中村”遲早要“拔點”而缺乏管理動力，愿意花力氣在發展村鎮經濟上，卻不愿意在“城中村”治理上多耗精力。而無論是人力管理還是環境改造，都是需要資金投入的。

　　然而，“城中村”卻正是火災、犯罪、食品安全等諸多隱患之所在。單從硬件條件看，“城中村”絕大多數民房建筑質量差、無工程質量監管，防火間距遠達不到要求，且村內布局雜亂，充斥流動攤販和違章搭建的攤點，活動板房材料容易燃燒。臺風天里，晾曬竹竿等搖搖欲墜，可能造成人員傷亡。

　　“很多‘城中村’內，住宅空間狹小，液化氣瓶就放在床底下，那里的人時刻與危險相伴。”

　　因此，相關部門樹立底線意識十分重要。寶山區顧村鎮顧村工業園區，一片熱火朝天搞建設的喧鬧之中，有一處曾經嘈雜混亂、如今安寧有序的“城中村”——星星村。記者了解到，星星村已投資100萬元，8月底完成消防管道設施的安裝。星星村黨支部書記秦國忠說，“村里道路狹窄，消防車無法進入。從幾百米開外的河道取水，則會延誤滅火時機。等設備安裝完成后，每50米就有一個消防栓，防患于未然。”

　　曾經占地11畝的華南集貿市場，是南大村范圍內唯一一個集貿市場，本與南大村租約簽至2019年。然而，當發現該市場管理混亂，存在消防安全隱患時，今年上半年，該市場被關停，目前已拆除。面對亂設攤問題，大場鎮正在為攤主們尋找一個集中的地方，進行安全規范管理，滿足過渡時期群眾基本需求。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廠中村’、‘城中村’，不管是短期內不能拆除，還是明天就要拆除，都要守住安全底線，不可任其自生自滅。”寶山區大場鎮鎮長劉建中說。

　　加大發現機制，讓公眾參與

　　對地方而言，拆除改造，是根治“城中村”的最佳方法。然而，簡單的一個“拆”字，背后是巨大的改造成本掣肘。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周建明等曾對滬上“城中村”治理進行專題調研。調查發現，目前已經城市化地區的“城中村”，平均每戶農民宅基地動遷成本達三五百萬不等。再加上鎮域內可供“招拍掛”的土地資源基本使用完畢，鎮級財力增長有限，資源嚴重不足。對不少村鎮而言，大量的資金缺口是“城中村”整體改造的主要瓶頸。

　　一時拆除不了，而治理“城中村”、“廠中村”又遭遇困難重重。但辦法總比困難多。

　　記者最近在紅光制革廠看到，如今廠區內道路整齊干凈，汽車規矩停放。小廣告、生活垃圾悉數不見。紅光制革廠廠長金明財表示，已連續很多天都在廠里巡查。就在最近，又關停了兩家非法企業。現在廠內有3人專門做保潔，每天要打掃好幾趟。一家食品企業主告訴記者：“我們就要搬走啦，新址已找好。”

　　2013年，閔行區許浦村啟動無證經營整治，對部分市場需求大、運營相對規范、安全風險可控的無證商鋪頒發“臨時證照”，以此將部分“灰色地帶”納入正常監管。該制度實行后，占道經營的現象大大緩解。對于許浦港黑臭污染問題，閔行區相關負責人則表示，“區里的綜治辦、人口辦、規土局、水務局、安監局、城管執法局等職能部門都去過現場，整治方案由多部門配合聯動進行。目前準備先拆違再清淤，先解決河道黑臭，然后陸續推出一些長效治理措施。”

　　奉賢區奉城鎮蔡家橋村，村黨總支與鎮安監大隊形成共建共治聯動模式，把安監大隊人員配置到網格中，充實網格整治力量，并組建了一支黨員志愿者服務隊，實現道路兩側專人管，河道保潔專人抓，屋前宅后專人盯，各司其職、多管齊下、獎罰分明，環境衛生顯著改善。

　　大場鎮鎮長劉建中認為，對于“廠中村”或“城中村”的環境治理，“加大發現機制，讓更多公眾參與”也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可通過有獎舉報，加大對衛生死角的檢查，堅決取締非法食品加工，增加網格化巡查力度等，讓大家互相監督，提高違法成本，逐漸形成倒逼機制。

　　有專家指出，盡管人的素質提高需要時間，但倘若相關部門都將監管這根“弦”繃緊了，并抓好長效社會治理，守住安全底線和整治環境問題，應該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