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風建設就是黨的組織文化的培育和踐行，這種組織文化是需要在引導中逐步形成的，而引導當然離不開制度。作為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的三大作風，在歷史上的形成是制度引導的結果，在當今條件下的弘揚更需要制度的保證。

　　制度引導和保障理論聯系實際

　　理論聯系實際，構建學習型政黨，需要黨的制度的引導和保證。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把集體學習作為一項鐵的制度，為全黨的學習起到了表率作用。打造學習型政黨，需要黨領導下的組織實施。任何先進的組織形態都離不開正確的領導，學習型組織尤其如此。黨的經驗首先表明，無論成員如何憧憬和美化，理論聯系實際都絕非易事，學習型政黨也不可能在放任自流的無政府狀態中自然形成。如果沒有領導層堅持不懈的努力，組織學習無論如何也是成不了黨的傳統的。1941年9月和次年5月連續兩次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學習問題都成了中共高層討論的重要議題，并先后成立了專門負責領導組織學習問題的中央學習研究組和中央總學習委員會，而且這兩個機構的“一把手”都由毛澤東親自擔任。事實上，正確的領導不僅可以保持成員對于學習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能夠主導著學習的方向。行動方向的正確往往是行動效率的前提。漫無邊際的學習不僅會造成有限資源(個人的精力、時間和組織資源)的低效率利用，而且還會造成不必要的思想混亂。制度的保障對于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養成的重大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制度造就核心競爭力

　　密切聯系群眾構成了共產黨的核心競爭力，這個核心競爭力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仰賴于制度的安排。令時人和相當多今人所不解的是，是什么使被譏為“烏合之眾”的共產黨最終戰勝了自詡為“虎狼之師”的國民黨？個中緣由，皆因始終與人民群眾聯系在一起的優良作風。要練就這樣的“政治基本功”，自發散漫是達不到的，需要制度的保障。《黨史縱覽》2007年第六期載文披露了這樣一段資料，敗退臺灣之后的蔣介石，痛定思痛，決心重振黨務，發起了一場國民黨改造運動。蔣氏通過公開和秘密的手段搞到一批中共延安整風文件和毛澤東著作，暗暗研讀，并坦承：“共產黨的科學方法及組織性、紀律性與精神道德，是通過延安整風慢慢地培養出來的”。共產黨的方法何以科學？除了經常的提醒告誡等“軟性措施”之外，還有審視、檢查等必要的“剛性制度”約束。制度約束之下造就的核心競爭力，讓自己的對手無法復制或竊取。

　　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剛性制度規定造就了組織內部運作的民主與高效

　　批評與自我批評這項優良作風，解決了組織內部運作中人與人之間的開放與交流的問題，它使組織成員之間處于零戒備的狀態，共同關心的問題只是革命和建設的前途和為走向這個前途的行動方案。在這里，談論個人私利都是斷不容許的，也是不合適的。有了這樣的組織文化，黨的任何失誤在起初階段就有人秉直指出而避免走向更大的錯誤，黨員的不當之舉就會直接性地被告知而無處藏身。事實上，人性的幽暗注定了在公眾和組織面前的躲閃和掩飾，所以批評與自我批評固然需要勇氣、黨性和道德的境界，然而更需要制度的約束才有保障。習總書記在指導河北省委常委領導班子的專題民主生活會上明確指出：“要大膽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這個武器之所以有力，就是因為它是一種剛性的制度規定。民主生活會是個制度設計平臺，其剛性的制度內核就在于摒棄個人私利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從而造就組織內部運作的民主與高效。如果在這個平臺上，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主角都缺位，那么平臺的運行就無法達到設計的效果了。

　　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作風建設是一件嚴肅的工作，既不能意氣用事地亂打一頓，以獲得一種所謂“酣暢淋漓”的快感，也不能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以圖嚇唬嚇唬。從環節的設置，到具體環節的運作詳情，再到不良傾向的糾偏等等，構成了整個機制的運行圖，每一個環節都要與制度建設的嚴肅性相適應。審視當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等不正之風的存在，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缺乏制度或者說制度執行不力的結果。對于糾正作風建設上的偏差，要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特別要把制度約束作為剛性約束，令行禁止、不搞例外，堅決整治對中央規定變著法子進行規避的各種行為，絕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絕不允許打擦邊球。”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黨中央提出作風建設與制度建設的結合，旨在在柔性的運行環境中融入剛性的制度規定，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王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