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近兩年已有多位專家指出，當前最主要的就業歧視，不是性別歧視、乙肝歧視、年齡歧視等，而是在就業過程中“背景”、“關系”、“人脈”的決定性、排他性作用。

　　“麥可思—中國2009屆大學畢業生求職與工作能力調查”項目組對50萬大學畢業生的調查顯示，家庭階層對其高等教育結果有著明顯的影響。通過這份調查可以看出，在“211”院校中，農民與農民工子女入學時以576分的平均分領先于管理階層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則要艱辛的多。從學生畢業后半年的就業狀況來看，農民與農民工子女有35%的畢業生未能就業，遠遠高出管理階層子女未就業15%的比例。在就業質量上也處于弱勢，2008、2009兩屆畢業生中的農民與農民工子女畢業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階層中分別排在倒數第一、第二位。

　　中國社科院一份名為《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研究報告表明，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為干部。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自變量固定的情況下，干部子女成為干部的機會,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專家認為，當家庭背景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其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則可以輕松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就業公平，在當今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更加劇了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

　　我國目前的戶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就業歧視。最近，北京市面向全市招考740個公務員職位，明確規定，參加考試人員范圍是“北京市常住戶口且人事行政關系在京的人員，年齡須在18歲以上、35歲以下”，并特別注明“不包括2010年非北京生源應屆畢業生及戶口檔案保留在學校的非北京生源往屆畢業生。”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張鳴教授指出，這其中包含著顯而易見的“戶籍歧視”和“身份歧視 ”。但人們早就習以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關系運作，讓兒女符合招考條件。

　　3．讓所有人都能夠懷有一個“中國夢”

　　——改革戶籍制度，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打破就業壁壘，營造有利于向上流動的社會環境和氛圍

　　窮會成為窮的原因，富會成為富的原因嗎？

　　“不能絕對這么說，當今社會還是有許多機會，讓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氣的人大展身手、改變命運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對人們后天發展的影響確實越來越大。我們要高度重視其中不平等的環節，破除更多的障礙。”蘇海南這樣認為。

　　不過，對很多普通人來說，他們不會這么理性地分析。“窮二代”、“富二代”、“壟二代”、“官二代”……這些說法刺激著人們的神經，也是不少人身邊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