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東京8月15日電　專訪｜“對日本人而言，不能如實傳承戰爭歷史也是一種罪責”——訪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

  新華社記者李子越　楊智翔　賈浩成

  “對日本人而言，不能如實傳承戰爭歷史也是一種罪責。”日本山口大學名譽教授纐纈厚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關于東京審判的專訪時說。他認為，東京審判意義重大，不過由于審判結果執行不徹底，日本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在歷史認知上存在嚴重缺失，他對此深感擔憂。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946年，同盟國在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自1946年5月開庭，至1948年11月宣判，這場審判史稱東京審判，其間共舉行800余次庭審。

  “審判時間之所以這么長，首先是因為日本的侵略責任極其深重；其次，戰爭責任者數量眾多；而且，日本在東南亞等地設立了許多集中營，對當地人民施以殘酷虐待。”纐纈厚說。

  東京審判依據三類罪行進行審理：反和平罪、戰爭罪和反人道罪。其中，反和平罪在當時的國際法體系中首次出現，曾引發爭議。“但是，多國堅持認為侵略責任必須被追究，而且反和平罪也是審判戰爭犯罪所必需的。最終，這種主張占了上風。”纐纈厚說，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審判。

  他表示，戰后成立的聯合國將在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中形成的理念寫入《聯合國憲章》，特別是禁止侵略戰爭的相關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對于奠定戰后國際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東京審判起訴了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28名甲級戰犯，其中7人被判絞刑，16人被判無期徒刑。然而，纐纈厚直言：“這一審判結果在戰后日本并未被嚴格執行。”

  他指出，冷戰格局確立后，美國等占領國對日政策由“清算戰犯”轉向“扶植反共”。甲級戰犯岸信介不僅重返政界，還出任自民黨總裁和首相。“戰后的日本政治其實是由發動過侵略戰爭的人確立的，其影響延續至今。”

  這種影響還體現在對審判遺址的處理上。如今，東京審判的歷史痕跡已難尋覓——法庭原址被納入防衛省內部，參觀有條件限制；關押戰犯的巢鴨監獄舊址變為商業設施，幾乎沒有留下明確反映侵略責任的提示。“日本與戰爭有關的歷史遺址往往缺少體現歷史認知的說明，日本在談論戰爭責任時，也往往主語不清，只是泛泛而言，而沒有明確自己曾做過什么。”纐纈厚說。

  作為長期從事歷史教育的學者，纐纈厚表示，如今日本年輕人對侵略戰爭的冷漠讓人深感憂慮。他說，日本高中、大學等教育機構沒有讓學生充分了解日本的戰爭責任。“特別是年輕一代，他們往往不愿直面日本曾發動侵略戰爭的事實。我教過的很多學生都對南京大屠殺等日本侵華史實了解甚少。”

  “很多日本人認為‘戰爭時我還未出生，所以戰爭與我無關’，但我常告訴學生——雖然當時你們還沒出生，但你們有責任傳承戰爭歷史，否則也是一種罪責。”纐纈厚說。

  他批評日本社會長期突出自身的受害經歷，卻很少追溯這些災難的根源。“對于廣島、長崎核爆和東京大空襲，日本社會反復呼吁不要再經受這樣的災難。但問題是，這些災難為什么會降臨？很少有人會主動說，那是因為日本發動了侵略戰爭。”

  “沒有加害，就不會有受害。”纐纈厚說，如果日本人不能認真反省侵略責任，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和平。

  他提醒，隨著親歷戰爭的一代人逐漸離世，戰爭記憶將在日本社會加速淡化，而對加害責任的遺忘會更為迅速。“80年過去了，日本必須正視并反省侵略歷史，把沉重的教訓轉化為建設和平的力量。如果不這樣做，周邊國家對日本的不安與戒心就無法消除，日本也可能重蹈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