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英國《金融時報》16日發表評論文章稱，彈丸之地新加坡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的經濟起飛創造了經濟奇跡，如今，新加坡發展模式也面臨諸多考驗。生活成本日益上升，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人對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產生不滿情緒。

　　新加坡1963年從英國獨立，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后由一個落后的東南亞“城邦之國”，變身為全球最成功的經濟體之一，創造了經濟奇跡。這場經濟奇跡改變了新加坡的許多地方。

　　現在的新加坡與后殖民地時期已有顯著不同，當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550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20世紀最受尊敬的亞洲政治家之一李光耀的領導下，新加坡取得了偉大成就，新加坡現在的人均GDP高達5.5萬美元，高于愛爾蘭的4.7萬美元，后者的常住人口與新加坡相當。

　　新加坡的陸地面積大體相當于一個中等大小的加勒比島國。幾十年來，這個輕量級的“小個子”城邦之國一直活躍在重量級的競技場上。

　　過去10年里的大部分時間里，新加坡經濟一直保持著平均5%至7%的增長率，這幫助它將自己打造為了一個熠熠生輝的金融中心，正在追趕瑞士、試圖成為全球第一大財富管理中心。新加坡是亞洲最大的外匯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較低的公司稅率(平均17%)吸引著外國投資，令其成為東南亞各個增長迅速的經濟體無可辯駁的商業中心。從花旗銀行(Citibank)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辦事處的頂層可以看到，一條狹窄的海峽將新加坡與印尼分開，海峽里停泊的船只數量證明了新加坡全球最大燃料補給港的地位。在這里，腐敗幾乎聞所未聞，犯罪率極低，以至于人們很少在街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

　　然而，明年即將迎來獨立50周年的新加坡，眼下彌漫著一種不安感。新加坡建設國家的模式基于三點：吸引外資、通過人口穩步增長推動經濟擴張、以及家長制控制。這一模式無法確保經濟奇跡繼續下去。“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轉折點，要換擋、要變速，”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我們)現在是成功的、繁榮的，(但)并非沒有問題，這些問題是我們不得不解決的。”

　　這些問題呈不斷增加的趨勢，這與新加坡人口數量的變化趨勢恰好相反。由于出生率不斷下滑，新加坡不得不依賴外國移民來讓經濟保持正軌。這給交通基礎設施帶來壓力，并引起新加坡一些普通民眾的不滿。

　　新加坡已成為一個低稅率的金融中心，而收入不平等也隨之加劇。研究機構Wealth-X估計，在新加坡的每100萬人中，就有255人的資產(包括房產和企業持股)達到3000萬美元或更高，超過平均水平的8倍。這對新加坡的影響之一是，吸引了不少豪車制造商前來，包括瑪莎拉蒂(Maserati)、蘭博基尼(Lamborghini)和邁凱輪(McLaren)，邁凱輪前年開設了其在新加坡的首個展廳。

　　與此同時，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Lien社會創新中心(Lien Centre for Social Innovation)最近的一項研究估計，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線標準是一個4口之家月收入在1250新元(合962美元)或以下。這些數據凸顯出一個緊迫的事關生存的難題：這個過去半個世紀一直致力于國家發展的島國，能否實現轉型，成功解決身為全球性城市所面臨的難題？

　　新加坡最大銀行(以資產計)星展銀行(DBS)首席執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表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新加坡仍在經歷一種身份危機。新加坡是否真正希望接受全球性城市的身份？”他補充稱，“對于倫敦和紐約而言，過去幾十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有明確的答案。就新加坡而言，這還說不準，因為成為一個全球性城市有利有弊。如果你選擇不想成為一個全球性城市，那么你希望追求的經濟和增長模式就要面臨質疑了。”

　　除了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以及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很多新加坡人認為，他們正與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營造的國家認同理念漸行漸遠。

　　新加坡作家素提．托馬斯．瓦達凱斯(Sudhir Thomas Vadaketh)表示，全球化、低生育率、加上移民占總人口比例高企，“從根本上瓦解了我們的前輩試圖構建的新加坡人身份認同的核心內涵”。

　　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想方設法培養公民對新加坡人身份的“核心”認同感。部長們辯稱，辯論增多增進了認同感，而不是侵蝕了它。新加坡教育部長、負責獨立慶典的王瑞杰(Heng Swee Keat)表示：“構建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種族社會的理念變得更為深入，共同的身份認同感以及同呼吸共命運的感覺變得更為強烈。”

　　他指出，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學和大學學生會花一些時間到海外做交換生，其中很多有政府的資助。52歲的王瑞杰說，他做學生時很少有這種機會。

　　李顯龍承認存在收入差距。去年，他表示：“并非人人都是羅納爾多(Ronaldo，指葡萄牙球星C羅(Cristiano Ronaldo))，因此政府必須增加干預，讓我們的社會保持公平和公正”。這包括加強社會保障網絡，新加坡政府針對老年人福利的撥款有近80億新元。

　　新加坡政府還啟動了經濟重組，旨在提高生產率并減輕對外國人的依賴。根據瑞信(Credit Suisse)的數據，新加坡的生產率水平約為美國的70%，遠遠落后于中國臺灣地區和澳大利亞，但略高于英國。

　　然而，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0月的一份報告中所言，目前還不清楚這項戰略效果如何。“作為目前經濟重組計劃的一部分，外國勞動者的流入將進一步放緩，這可能會拉低新加坡經濟的潛在增速并削弱其競爭力，”報告警告稱，“讓生產率改善成為現實可能需要一段時日。”

　　負責吸引投資的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局長楊吉全(Yeoh Keat Chuan)表示，李顯龍提出的“轉折點……既在于尋找新的令人興奮的機遇，也在于重組經濟”。

　　新加坡已成功在存儲技術等領域提升價值鏈，新加坡聲稱該國占硬盤驅動器產量的40%。該國還投資于高等教育，確保能源源不斷地為美國工程企業艾默生(Emerson)這樣的外國企業提供高技能員工。

　　艾默生首席運營官埃德．蒙齊爾(Ed Monser)表示：“他們確實在持續自我改造，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繼續在這里投資的原因，因為我們看到大學和技術學院培養出了我們需要的人才。”

　　跨國企業繼續選擇將其區域總部設在新加坡。所有這些都突顯出新加坡作為東南亞中心的重要性在增強。

　　然而，由于沒有自己的經濟腹地，新加坡下一階段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得不進一步依靠金融服務來推動。金融服務業占新加坡GDP的11%左右。

　　據IMF稱，新加坡金融業的生產率高于其他任何一個金融中心，但星展銀行的高博德認為，金融業產出占GDP的比例必須提高，或許得升至20%。新加坡成為了人民幣離岸中心是個有利因素。他表示，新加坡屬于英美法系，這一點甚至更為重要。

　　他表示：“一個好的金融中心不僅僅在于(金融)流動的聚合，還在于法治。在這種背景下，亞洲其他多數金融中心備選地點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新加坡確實具備這方面的優勢。”新加坡計劃在明年初開設一個國際商業法庭，將允許外國法官擔任法官。這將是讓新加坡成為亞洲一流商業仲裁中心的最后一步。

　　然而，一位資深銀行人士稱，新加坡將不可避免地為擴大金融服務業規模付出代價，這代價就是“銀行人士會增多，路上的邁凱輪汽車也會變多，社會問題也來了”。今年早些時候，英國理財經理安東．凱西(Anton Casey)在Facebook上發帖稱，從汽車修理店取回他的保時捷(Porsche)后，他很欣慰終于能夠“洗掉身上因乘坐公共交通留下的臭味”了。此言引發眾怒，他不得不向公眾致歉。

　　此類敏感問題考驗著人民行動黨，2011年大選后，民眾對移民涌入的不滿已然讓該黨嘗到苦頭。盡管該黨贏得了略高于60%的選票，但失去了6個國會議席，這是自1965年以來的最糟糕結果。人民行動黨期待下一屆大選時取得更好的成績——預計下屆大選將在明年或2016年舉行。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表示：“過去，你可能非常確信，人民行動黨將贏得一屆又一屆大選，如今，政治上頭一回出現了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

　　嘈雜的社交媒體的興起也讓人民行動黨疲于應對。社交媒體在傾向于政府的傳統媒體之外提供了另一個頗受民眾歡迎的平臺，博主們在上面公開批評政府政策。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助理院長劉浩典(Donald Low)表示：“新加坡政策制定者過去所處的迄今純凈的‘政策實驗室’，現在正受到更挑剔且更多疑的公眾的監督。”他是《艱難抉擇：挑戰新加坡共識》(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一書的第一作者。

　　幾乎無人相信，人民行動黨在下屆大選時將落得不得不與反對黨分享權力的下場。但馬凱碩表示：“再往后呢？你無法預測。但我敢肯定，人民行動黨必須繼續自我改造。

　　“因為，如果你在這么長的時間里一直保持成功，就像任何一家企業那樣，你肯定希望堅持自己經過反復檢驗的模式，接著突然之間你不得不在保持了50年的成功后改變這一模式，這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