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教育部去年年底出臺《關于進一步完善和規范高校自主招生試點工作的意見》，規定2015年起所有試點高校自主招生考核統一安排在高考結束后、高考成績公布前進行，同時規定試點高校不得向中學分配推薦名額，往年部分高校組成的北約、華約、卓越等筆試聯盟全部取消，等等，讓人們感到自主招生正在被重新定位。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其實是要反思一下為何在高考制度改革中會有自主招生這個環節的設置，本文作者從經濟體制改革的視角觀察教育，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審視自主招生與高考制度改革的角度，無疑，這種冷靜的審視是有意義的，畢竟《意見》出臺的最終目標是完善自主招生。

　　2003年春季，在教育部的統一部署下，北大、清華等一批“985高?！遍_始實施自主招生改革試點工作，至今已走過12年的歷程。如何評價這一改革？它和高考的關系是什么？它在整個高考制度改革中居于什么樣的地位？它在未來的走向是什么？現在似乎到了需要做出回答的時候了。

　　如果把教育體制改革，特別是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和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遷聯系起來，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許多有趣的相似之處。

　　從1978年開始，中國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30多年。改革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雙重轉型”——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從傳統不發達的經濟向現代發達經濟的轉型。今天，盡管改革面臨的深層次困難和矛盾仍然很多，但總體而言，建立起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按照黨的十四大確定的戰略規劃，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點是2010年。

　　改革的對象是1952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新中國按照前蘇聯模式所建立起來的無所不包的計劃經濟體制。在這一體制下，企業的生產、分配、定價和投資全部由中央計劃部門嚴格控制。企業缺乏最基本的經營自主權，它們就像棋子一般受到各種國家機構的控制和約束，無法決定生產的產品和數量，沒有自主招工權，在生產投入上沒有話語權，甚至連雇員(無論是管理者還是普通職工)的工資都由上級政府部門決定。企業的任何行為，甚至修建一個公共廁所，都需要得到審批。按照羅納德·科斯的說法，“除了名義上的概念，這些國營企業實際上沒有一點與企業兩字沾邊?！比狈π食蔀閲衅髽I最大的弊端。因此，1978年，國有企業開始改革時邁出的第一步就是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并由此拉開了國有資產管理改革的大幕。

　　今天的大學看上去很像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國有企業。1952年院系調整以后，中國建立了一整套與計劃經濟高度匹配的高等教育體制。大學的辦學經費來源于政府財政投入，科研經費的使用由上級行政主管部門嚴格控制，不能隨意使用；大學按照行政隸屬關系不同被劃分為教育部直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大學的行政系統對應著嚴格的行政級別，校長和黨委書記由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任命；大學雇員的工資由國家人事部門統一編制，沒有獨立的用人權，不得隨意解雇員工；大學的學位頒發和專業設置都要經過教育部的審批；大學的招生規模和招生對象由國家統一編制，不得隨意增減，招什么人，在哪些地方招生都由國家統一決定，“招生計劃”可能是中國目前唯一存在的“計劃”。和改革初期的國有企業一樣，大學缺乏基本的辦學自主權，難以成為自主創新的源泉，財政、人員、專業設置、學位頒發和招生均受到嚴格控制。吊詭的是，這種以計劃經濟為強烈特征的教育體制并沒有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進程而發生明顯的變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在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通過漸進改革和增量改革的方式，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之外，創造出一個日益龐大和充滿生機活力的非公有制經濟體系；與此同時，國有企業按照“產權明晰，獨立經營”的原則被逐步改造為現代企業，從而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那么，在教育體制改革過程中，能否借鑒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再一次創造出教育領域的“中國奇跡”呢？

　　沿著這個思路，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方向，如果我們把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彼岸設定為建立起“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制”，那么，我們依然可以參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通過“漸進式”和“雙軌制”，綜合頂層設計和基層創新，一步一步實現改革的目標。

　　改革之初，要給國有企業以經營自主權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到政府嚴格控制的企業因為僵化而缺乏效率與活力，已經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另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利益格局等因素，一夜之間把所有的國有企業全部改制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必須要在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經濟的“鐵板一塊”之外，再造一個非公有制的市場經濟，作為公有制的有益補充。

　　與此相類似的是價格改革。改革初期，所有的價格均受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嚴格控制(這種控制的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企業沒有制定價格和調整價格的權力。這顯然與市場規律背道而馳。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企圖通過“外科手術式”的一攬子方案進行價格改革也是不現實的——1988年的“價格闖關”改革失敗即是明證。因此，必須在國家集中管理的價格體系之外，再造一個市場價格體系。這就是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著名的“價格雙軌制”。

　　今天，經濟學家已經對“價格雙軌制”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作用給出了深刻分析和歷史結論?！皟r格雙軌制”出現的根本原因在于，當面臨嚴厲的資源約束時，價格的劇烈變動會在社會上造成巨大震蕩。因此，只能一方面依靠計劃軌穩定經濟發展的大局，另一方面通過市場軌引導資源流向，從而形成兩種價格體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最終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理順價格關系。然而，“價格雙軌制”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對于同一種標的物存在兩種不同的價格，既引起了混亂，也帶來了不公平；另一方面，計劃內外的價格差異導致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盡管如此，“價格雙軌制”仍然是中國經濟體制漸進式改革過程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把比較的對象進一步縮小到價格改革和高考制度改革，更進一步，如果我們把大一統的高考制度看成是國家統一計劃管理的公有制經濟和計劃價格——現在的高考制度正是在國家統一計劃管理之下——那么，就有理由把自主招生近似地看成是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價格。我們會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

　　首先，正如計劃價格是改革初期的唯一價格體系一樣，統一集中的高考招生錄取制度也是目前中國大學招生考試錄取的唯一方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所有弊端：僵化、對于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生產的同類型產品只能有一種價格、不能及時反映真實的供給和需求狀況等等，都能在高考招生考試制度中找到相對應的影子——僵化、一張試卷評判了所有不同地區不同水平的學生、考生和大學相互之間缺乏了解，等等。特別是，在改革初期，人們對市場經濟和市場價格充滿疑慮，在意識形態上擁護和支持計劃經濟和計劃價格，出于利益粘性和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恐懼，一方面希望通過改革改善自身境況，另一方面卻又擔心改革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不利。這種矛盾的社會心態也反映在當前人們對待高考制度改革的態度上：在支持高考改革的同時反對高考改革。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有效辦法是，通過改革的實際效果改變人們對于改革的態度和預期。

　　其次，正如定價權是企業生產經營的天賦權利一樣，招生也是大學人才選拔和培養的天賦權利。只有企業才會對市場上的需求和價格最為敏感，也最了解自己產品的質量、性質和特點；同樣，只有大學才知道哪些學生最適合自己培養。企業缺乏定價自主權，就只能變成摸象的瞎子；同樣，大學沒有招生自主權，就無法從根本上保證人才培養的質量。這樣的大學，只能變成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廠：完成了上級布置的生產指標，但其產品卻既無法保證質量，也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今天，大學生就業之所以如此困難，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如此突出，不就是因為大學外部的人才需求已經充分市場化了，但大學內部的人才供給卻依舊是計劃性的嗎？二者又怎么可能實現匹配和均衡呢？

　　最后，正如價格改革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一樣，我們也不能期望高考制度改革能夠一下子達至彼岸。價格改革之所以異常艱難甚至充滿了風險，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涉及的利益既根本又巨大——價格是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個人每天都必須要面對的。同樣，高考制度改革也牽涉了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在當下的社會心理環境下，一旦處置失當，還容易引發社會穩定問題。這往往使改革者面臨巨大的社會和心理壓力。價格改革的經驗告訴我們，高考制度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只能憑借著改革者的膽識、魄力和堅韌不拔的意志，以時間換空間，通過漸進的辦法逐步減少對改革的反對和阻力，即使這往往意味著將會積累更多更大的矛盾。

　　從這個角度上看，也許我們對自主招生改革試點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會有更加清晰的認識：正如我們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一樣，我們也要堅持高考制度的主體地位；正如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樣，自主招生改革也是高考制度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在價格改革過程中曾經存在的“雙軌制”一樣，自主招生也是高考改革中的“一軌”，它只是一個過渡，最終會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招生考試制度。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我們以更加積極和更加務實的態度，通過深化改革來加以解決，決不能遇到一點兒問題就走回頭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線圖是從計劃走向市場，從僵化走向靈活，高考制度改革也是一樣。實際上，我們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曾經遇到的所有問題，比如效率與公平、集中與分權等等，目前在高考制度改革中都已經或多或少地遇到了。既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成功的，那么，也許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更多的經驗教訓，一方面避免在高考制度改革中重復類似的彎路，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改革的風險和成本，實現教育領域改革的“中國奇跡”。(秦春華 作者系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