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似乎不是一個巧合。

　　遍布全國的6013個“逸夫”項目，悄然伴隨著“普九”、“校改”、“占GDP4%”等一個個國家教育目標的出現而完成。當107歲的“六叔”邵逸夫仙逝，許多從教者仍在追憶他與邵氏基金在國家教育發展最艱難時毫無吝惜的“雪中送炭”。那個時候，邵逸夫樓不單是一棟樓。

　　對于逸夫樓的建設，六叔只有一個個人愿望，就是用銅字冠名“逸夫”。盡管與人的交往中，六叔更愿意談他的電影帝國而不是逸夫樓，但是，邵氏基金的管理和運作卻格外嚴格。逸夫樓所承載的意義，早已超出6013座樓的使用價值。

　　慈善不需要理由

　　每當香港無線電視臺(TVB)新春賀歲時，“六叔”邵逸夫都會被眾多明星擁簇在中心，向眾人派發“利是”。今年1月7日，這個派發“利是”的人走了。有香港媒體稱，許多人會在今年感到“若有所失”。

　　山東省教育廳的一間辦公室內，多年負責邵氏基金山東項目的楊光宇，看著桌子上“六叔”生前最后一張邵氏基金項目資金申請單，同樣感到“若有所失”。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賀志勇接受齊魯晚報采訪時表示，“六叔”生前拍攝過1000部電影，但這個數字也僅是他在內地捐建學校的六分之一。更讓人稱奇的是，邵逸夫發起這項“宏大工程”竟是在他年逾八旬之時。

　　習慣炒作的香港媒體把這項義舉解讀為“捐錢延壽”。一些人不情愿徹底相信“六叔”樂善好施，源于他的“鐵公雞”形象。坊間有許多邵逸夫為人摳門的軼事，甚至還流傳他曾向拍電影的導演要求，給予薪金再“打折”，影人張鍵，在多年后的回憶錄中，甚至寫道：“六叔古寒天下皆知。”

　　然而，六叔到底為何鐘情于慈善，特別是教育發展，似乎是一個謎。曾三次與邵逸夫會面的中國海洋大學原校長施正鏗回憶，在前往香港邵家別墅時，邵逸夫興致盎然地邀請他在家中觀看電影放映，但對于興辦教育的“興趣”，邵逸夫卻從未提及半句。

　　2011年，已經百歲的邵逸夫委托妻子邵方逸華來到山東泰安、青島，參觀逸夫項目。而對于逸夫樓的建設，六叔只有一個個人愿望，就是用銅字冠名“逸夫”，除此之外便只是對項目條件的要求了。

　　“一個慈善家不需要告訴別人他為什么捐款，只要他想做一件事，那錢與動機就都是他的自由。”民政部慈善事業促進司原司長王振耀評價說。

　　一直追隨教育政策

　　同是經歷過上世紀40年代的抗戰，邵逸夫對陳嘉庚當年支援八年抗戰非常熟悉。1992年獲得邵氏資金捐建的山師附中原副校長朱立新坦言，邵逸夫在支持中國十年校改上的努力，早已超出慈善范疇，而是有中國教育需要的地方，就會有邵逸夫。

　　在邵逸夫捐資助學的20年間，中國教育經歷了“校改”、“4%”兩個節點，“逸夫樓”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1985年5月，黨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會議閉幕式上，鄧小平作了“調動全社會的力量關心、支持教育的積極性，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中小學特別是農村中小學的落后面貌”的發言，隨后中國教育經歷了“十年校改”。

　　該會議舉行的幾個月前，在寧波考察的鄧小平曾專門提出：“把全世界的‘寧波幫’都動員起來建設寧波。”

　　“寧波幫”大哥、世界船王包玉剛率先捐資5000萬元創辦寧波大學，而身為寧波鎮海人的邵逸夫當年便捐資建設了寧波逸夫職業高級中學和邵逸夫藝術幼兒師范學校。

　　“當時百廢俱興，到處都沒有錢，中國基礎教育的目標仍然是‘普九’、‘掃盲’,邵逸夫就是在那時響應國家教育號召，帶頭捐款的。”山師附中原副校長朱立新回憶說。

　　在1989年一年，邵逸夫向13所高校捐建了逸夫樓，從此便一發不可收。

　　而《人民日報》的一篇報道評價：1985年到1992年，短短7年間，社會各方面集資辦教育就達1062億元，基本消除了農村中小學的破舊危房。其間，邵氏基金的捐款已超10億港元。

　　在2000年，國家制定教育投入不低于GDP4%的目標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后，除了自己家鄉附近的浙江和江蘇，邵氏捐贈也悄然轉向中西部地區。

　　雖然山東為人口大省，但“逸夫”項目僅為71個，而內蒙古和重慶的邵氏項目則達到了100多個。汶川和雅安地震后，邵氏基金更直接捐助1億元港幣，用于校舍修建。

　　教育部港澳臺辦邵氏基金項目的一位主管證實，邵氏基金會向內地教育捐贈，多年來一直配合國家政策的調整。

　　從1989年當時的青島海洋大學接到第一筆邵氏基金捐款開始，山東省20多年來已接收捐款超過億元港幣。而邵逸夫在全國教育事業上的捐款累計超過47億元港幣。

　　2013年，在國家“4%”的教育投入完成以后，浙江大學獲500萬興建邵逸夫醫療與醫學研究中心，成為基金會設立以來資助金額最大的單筆基金項目。不知道是否與逸夫先生晚年關注起百姓健康有關，國家教育部港澳臺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表示，2013年起基金捐助項目逐漸轉向高等院校醫學發展。

　　“釣”動教育配套資金

　　因為林木遮擋，濟南市歷城二中新落成不久的五層教學樓上，“逸夫教學樓”幾個字并不顯眼。這筆約100多萬港幣的捐贈，幫助這個學校1700名師生告別了使用多年的D級危房。

　　“雖然國家不再缺這筆錢，但是師生們還是得益于逸夫先生，才搬上新樓。”歷城二中總務處副主任李福龍深情地說。

　　時間倒退29年，時任山師附中副校長的朱立新說，當時國家各個層面都缺錢，邵逸夫的捐贈“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21年前，1000萬港幣的捐助資金分攤到了山東17個中小學項目，山師附中作為重點高中，獲得了一筆珍貴的建設資金。“1985年到1995年，基礎設施非常差，很多校舍叫做‘黑屋子、土臺子’,就是茅草房，甚至是破廟，桌子椅子都是用泥巴壘起來的。”朱立新說。即使是省重點高中，山師附中師生仍是在三層危房教學樓中教學。

　　海大原校長施正鏗也印證說，他擔任校長的11個年頭中，教育部給每個學生的投入僅從1700元增加到了2000多元，“教學經費的全部投入少得可憐，如果一個地方要增加教育投入，那就等于從其他領域的建設中搶錢。”

　　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的教育投入達不到GDP的4%，最多只有2%、3%。施正鏗回憶，更讓人無奈的是，相對于投入公益事業，一些地方政府更熱衷于修路搞招商。

　　“建學校的錢經常被挪用，學校想要立項建設一個項目，批下來太難了。”楊光宇說。那時，誰能得到邵逸夫的捐款，不僅是一種榮譽的象征，同時還意味著拿到建設立項批文，以及財政相應的配套資金。

　　邵氏基金要求，每筆捐贈，地方政府還要進行1:1,乃至1:2的配套建設投入，“就好比說，邵逸夫捐一塊錢，你地方政府也要出1塊多錢，實際是用一筆錢鞭策了地方財政更大投入。”施正鏗打比方說。

　　楊光宇透露，在實際建設中，邵氏基金與地方財政的投入比例有時達到1:4或者1:5,“有些教學樓投入400萬元，而真正的建設經費達到2000萬元以上。”20多年來，僅為邵氏基金配套的地方資金也達到150億元以上。

　　直到2000年，我國沿海七省才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文盲，這其中也有邵逸夫的功勞。對此，楊光宇打了一個比方：“有邵氏基金這筆錢做‘鉤’,讓我們在當時財政比較緊張的情況下，提前把這個錢放在了教育上，現在看來是早發揮了公益的效益。”

　　慈善家產生的土壤

　　山東有71個項目，楊光宇對這些項目了如指掌。“邵氏基金運作很規范，哪年、多少項目，捐給哪幾個省，非常清晰，而且達到條件，錢就捐給你。而不是我和誰的關系好就捐給誰。”楊光宇表示。

　　1973年，邵逸夫成立邵氏基金會，專門負責慈善捐款事宜。上世紀90年代，在邵逸夫為自己旗下公司尋找下一個東家之時，他就委托妻子邵方逸華執掌邵氏基金。“邵氏基金通過教育部聯絡到我們，我們再通過申請，獲得邵氏基金的援助款。”楊光宇說。

　　說起邵氏基金與教育部的淵源，楊光宇說，29年來邵氏基金之所以沒有出現壞賬，也沒有丑聞，與教育部有很大關聯，甚至可以說，是教育部包辦了邵氏基金的運籌。

　　由于教育部完全掌握每個省的基礎教育和高校情況，因此邵氏基金每年項目的確定，到了楊光宇手中便成為幾個具體的名額：“項目每年側重不同，有小學，九年一貫制初中，高中，還有特教。”

　　除了教育部統籌和地方教育部門聯絡，邵氏基金自身也有非常嚴格的管理辦法。并不是每個學校的項目都可以申請：“比如歷城二中，最近幾年表現很好，地處城鄉接合部，這都是考慮的因素。而且要正好有這個單體準備做這個項目，如果一個學校已經建好了，那就不能再去申請了。如果還沒有立項，還沒有辦手續，也不能申請。”楊光宇說。

　　甚至在捐款方式上，項目建設前基金只撥付一半資金，等項目完成并通過審核，再撥付另一半資金。2007年，香港邵逸夫基金還對贈款項目管理辦法專門進行了修訂。

　　雖然邵逸夫辭世，但這并沒有影響邵氏基金的繼續運作。“邵先生很早之前就已經不擔任基金會主席了，現在的主席是邵先生的夫人，我相信以后還會繼續捐建，具體怎么弄，還需要雙方協商。”10日下午，教育部邵氏基金會項目的一位負責人向齊魯晚報記者說。

　　王振耀表示，在香港，尋找專人負責慈善事業，或成立專門基金會來管理善款十分流行，這樣才能保持一項捐贈可以持續幾年，甚至幾十年。“例如諾貝爾獎基金會，便是按阿爾弗里德·諾貝爾遺囑的規定建立起來的，在建立者去世以后，它才發揮作用，并取得廣泛的國際影響。這一點值得很多實業家學習。”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賀志勇博士則評價說，從事幾十年慈善，實業家需要信仰，同時還要對自己的財富有信心。

　　“香港多數做慈善的人，之所以敢拿出錢來，是因為這是合法收入，不是非法所得，也不是偷稅漏稅所得，這是一個可以產生慈善家的土壤。”賀志勇說。

　　對話香港中文大學 副研究員賀志勇——　行善需要 行善的文化

　　齊魯晚報：邵先生在商業上很精明，甚至可以說是吝嗇，但是他在公益上非常大方，為什么？

　　賀志勇：邵逸夫先生的家族是上海的富家，我覺得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他慈善的心與他早年受過良好教育是有關系的。可能跟香港的文化也有關系。在香港，做慈善有比較濃厚的氛圍。

　　齊魯晚報：在邵先生之外，像霍英東先生、曾憲梓先生等，好像也有基金會，是不是香港富人有做慈善的傳統？

　　賀志勇：英國基督教圣公會在香港的影響比較大，做慈善是從基督教的傳統開始的，所以這個風氣會影響到香港的上層，香港市民對于慈善是比較認可的。

　　齊魯晚報：美國洛克菲勒與邵先生類似，早年賺錢，晚年做慈善，是不是也有文化或信仰的原因？

　　賀志勇：對，跟信仰有關，洛克菲勒是一個基督徒，他所留下的關于慈善的教誨，影響一個時代。

　　齊魯晚報：香港富人捐款大多是以什么形式，是通過基金會還是慈善組織？

　　賀志勇：大部分是以基金會的形式，自己家族的公司成立基金會，比方說華懋基金，他們的公司就叫華懋集團，還有霍英東基金等。

　　齊魯晚報：香港普通人如何做慈善？

　　賀志勇：一般通過基金、一些慈善機構來做。因為富商的資金有獨立的商業運作，普通人是不會捐給他們的，一般會捐給沒有涉及太多商業的慈善機構。

　　齊魯晚報：富人不少，您覺得他們應該怎么做？

　　賀志勇：至少錢怎么來的要清清楚楚，才敢捐獻。有些人想去做慈善，但怕別人查他。

　　齊魯晚報：香港是不是還有一些稅收上的保障？

　　賀志勇：有一些，但也不是不用交稅，捐款可以抵稅。比方說，你捐了100萬，你的純收入就可以扣除這100萬再去算稅。

　　齊魯晚報：您怎么評價邵先生在教育方面的慈善？

　　賀志勇：我想在教育捐獻方面，邵先生應該是當之無愧的NO.1,在教育捐獻力度方面，我們也看不到其他人像他一樣面廣、有深度，他不光向大學捐獻，向中學小學也做過捐獻。

　　齊魯晚報：邵先生還是一個娛樂大亨。

　　賀志勇：是的，但娛樂的受眾是有限的，這個時代過去了，以后懷念他的受眾是有限的，而慈善是超越時代的，受益的人更廣泛，影響也更深遠。

　　對話人物簡介

　　賀志勇，2001年由北京大學哲學系至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2005年完成博士學位，之后留校工作。于2008年轉至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工作，任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深度記者 張榕博 朱洪蕾 實習生 張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