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之后，馮先生便開始投入到城市歷史保護和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工作中，經年累月各地奔忙，無暇再去登泰山，但挑山工的影子并沒有在他心中淡漠。 “有一次聽到一個說法，說現在是最后一代挑山工了，怎么會是‘最后一代’？時代變化得太劇烈了，連挑山工都‘瀕危’了。我想，我該抓緊時間專門去泰山訪一 訪挑山工了。”
2013年11月，馮先生第5次登上泰山，這一次他為的是尋訪“最后一代挑山工”。沿途的景色依然如故，但他更留意的是挑山工的狀況，“這一次 上山，竟然沒看見一位挑山工，不知道是他們晌后收工了，還是真的已然日漸稀少。我心中有一種憂慮和蒼涼感，這正是這些年來那種搶救中華文化常有的情感，竟 然已經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那一次，他與老挑山工和中年挑山工座談聊天，并為他們做了口述史。他還到挑山工的駐地，了解了當今挑山工的一些生活狀況。馮先生說，做口述的目 的，是因為歷史上關于泰山挑山工沒有專文記載，可是挑山工一直是泰山特有的一種人，也是一種生活和人文，“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歷史應當厘清，現實應 當面對。”
馮先生探訪了位于泰山中天門一帶的挑山工居住的簡易工棚，挑山工的真實生活令他感到震驚，“那間挑山工吃飯的小屋慘不忍睹，用一些石頭磚塊和木 板架起來的條凳和小桌，堆滿吃喝用的飯盆、水瓶，四周是垃圾一般的木箱、草筐、紙箱和雜物。一些裝在各種袋子里的煎餅、饅頭、菜，雜亂不堪地掛在低矮的房 梁上，可能是為了防止鼠類偷吃。這便是挑山工干完活兒回來喘息一下、填飽肚子的地方。”馮先生說他看到這個場景心里特別不落忍，“覺得我們城里生活那么 好，自己所敬佩的挑山工的生活竟是這樣，心里難過。”他囑咐挑山工隊伍的隊長至少可以先實際改善一下他們吃飯、休息的條件，“無論歷史還是今天，泰山有這 樣美好的人文，挑山工是有功的。我們要愛惜他們，不能對不起他們，更何況他們可能是最后一批挑山工，不能叫他們最后被窮困逼出歷史舞臺。”
本組撰文 本報記者 蘇莉鵬
圖片由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