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次因寫生登岱的過程中，馮驥才遇見了挑山工。他看到那些挑山工，都是一個人，全憑肩膀和腰腿的力氣，再加一根扁擔，挑上百斤的貨物，從山 底登著高高的臺階，一直挑到高入云端的山頂，“雖然我和他們不曾交流，甚至由于他們低頭挑貨行路，無法看清他們的模樣，但是他們留在了我的心里，成為我寫 《挑山工》的緣起。”
散文《挑山工》里的見聞，多來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挑山工》中那個黑黝黝、穿紅背心的漢子，就是這次在山里遇到的”
馮驥才先生寫進散文《挑山工》里的見聞，多來自1976年第二次登泰山。那一年他在天津工藝美術工人大學教書，有一次他和另一位老師決定帶學生 去山東上寫生課。那位老師先帶學生去菏澤上寫生花卉課，馮先生則獨自到泰山采景，等候學生來上寫生山水課。那時山上沒有電話，他與菏澤方面的師生聯系只能 依靠信件。信寫好，托付給挑山工帶下去，扔進泰安的郵筒，那邊來信，再由挑山工帶上來。由此，他便與挑山工有了進一步接觸。
“這些漢子雖然大多沉默寡言，卻如這大山一樣純樸、真實、踏實和可信。在他們幾乎永遠重復著的吃力動作中，我讀出一種持久、堅韌與非凡的意志。 后來我寫散文《挑山工》中那個黑黝黝、穿紅背心的漢子，就是這次在山里遇到的。比起別的挑山工，他好像稍稍活潑一些，與我有一些無言的交流，也給我一種唯 有挑山工才能給予的啟示。”馮先生說。
那次在泰山，馮先生還遇到了一個女挑山工。他們在泰山中天門相遇，馮先生的背包里塞進了他撿到的好多泰山石。女挑山工便問他要不要挑，馮驥才說 你挑不動，女挑山工笑了笑便把背包行囊挑起來。“到了火車站，她把我的東西撂在地上，用毛巾擦汗，她只要我4角錢，我說包里有石頭太重了要給她5角，她笑 著說知道是石頭。”
多年后，馮先生在《挑山工》中這樣寫道：你來游山，一路上觀賞著山道兩旁的奇峰異石，巉巖絕壁，心情喜悅，步子興沖沖。可是當你走過這些肩挑重 物的挑山工的身旁時，你會禁不住用一種同情的目光，注視他們一眼。你會因為自己無負載而倍覺輕松，反過來，又為他們感到吃力和勞苦，心中生出一種負疚似的 情感……
2013年，馮先生尋訪“最后一代挑山工”，“我心中有一種憂慮和蒼涼感，這正是這些年來那種搶救中華文化常有的情感，竟然已經落到挑山工的身上”
寫完《挑山工》后，馮驥才又去過兩次泰山。一次是1989年陪母親前去，那次登山他發現，他寫的《挑山工》產生了效應。在上山的路上，他多次見 到一些小學生與挑山工合影，孩子們看挑山工的眼神不是好奇，而是敬佩。另一次是1996年，泰安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