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這只是在寫即將死去的孫連國，寫孫連國死前的心理活動。可實際上，它又是在寫仙鶴鄉，寫仙鶴鄉的干群之關系。孫連國的感覺和話語，也是鄭之淵內心世界的再現。作為仙鶴鄉百姓的父母官，鄭之淵愛他的子民，愛得那么深、那么透，愛到了骨子里，恨不得把自己的血液都灑在這一方土地上，或者化作這里的一塊石頭。可是仙鶴鄉的百姓卻不理解他，恨他，無緣無故地離開了他，讓他百思不解、痛苦萬分，從心底里感到絕望、寒冷。他想挽回這種親情，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終還是失魂落魄地離開了，如同孫連國永遠無法找到兒子一樣。

　　顏廟和顏氏家族的祭祖儀式，則隱喻并象征著作品中的希望。顏廟歷史悠久，既是顏子文化的承載物，也是顏氏子孫后代祭祀祖先的家廟。每年的十月初一這一天，顏氏家族都要在廟里舉行祭祖儀式，在族長顏景觀的帶領下，向祖宗顏回行叩拜之禮。祭祖儀式的記載簡明而莊重，尤其顏景觀讀家譜時的情形，更令人感動，感動于傳統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吾祖顏回，孔子七十弟子之一。他一生大半時間跟隨恩師孔子生活和學習，極深地理解并實踐著先師的思想學說，以謙虛敏學、尊重師長、仁德出眾而著稱，被后人推居孔門“七十子”之首，尊為儒家的“復圣”。吾祖顏回，出身書香、終身不仕；吾祖顏回，安貧樂道，謙和待人；吾祖顏回，推崇仁政，講求順從自然，無為而治，與世無爭……先后被尊為“先師”、“兗公”、“兗國公”、“兗國復圣公”、“復圣”。[1]300-301顏子的每一品行幾乎都與仙鶴村的當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使讀者很容易看出其中蘊含著的作者的傳統文化救世之深意；而在仙鶴村的三大家族中，顏氏家族的為人行事也的確還算有些古風。可是顏廟以及祭祖儀式所象征的儒家傳統文化還有救世的能力嗎？別的不說，只從修廟資金的匱乏、顏氏后人對儀式禮數的生疏及儀式上的缺乏神圣感、世界顏氏華人協會祭錯祖宗、顏景觀擔心自己死后祭祖儀式不能繼續等方面，就可見出傳統儒家文化的衰落，已經難勝拯救世風之大任了。小說結尾，顏廟及顏氏家族雖然并未重點出場，但由顏景觀主持的村委換屆選舉的失敗，似乎也隱隱透露出規則、秩序與混亂蕪雜的現實之間，力量是多么不對等。

　　《鄉志》是當代鄉村題材中的一部優秀小說，它好就好在作者對當下中國鄉村的現實和未來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憂患意識，好就好在作品在體驗性基礎上對本世紀初中國鄉村社會矛盾的準確把握和表現，好就好在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思想、方法的并重，以及在現實和人生兩個層面的思考和挖掘。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直不乏以鄉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創作。二三十年代的鄉村題材小說展示的主要是農村的衰敗、落后，農民生活的艱苦以及人生的種種不幸，表現的是作者的嘆息和同情；四五十年代的鄉村題材小說以表現新舊沖突、階級斗爭為己任，展示歷史的巨大變遷和農村、農民面貌的整體性變化是那兩個年代鄉村題材小說的共同點；“文革”期間單一而僵化的創作中，鄉村題材小說雖然沒有斷線，但“高大全”特色突出，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意味更濃，也就談不到生活的真實性；“文革”后至80年代末，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社會的轉型，特別是農村率先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反映鄉村生活題材的作品也呈現出了新的局面。作品內容豐富，形式手法也有變化，但本質上還是歸結于社會歷史層面，形而上的哲學思考深度不夠；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覆蓋性已經進入了各個領域，鄉村題材小說總體上顯得平淡、缺乏銳氣，現實體驗和思想深度兩個方面均比較匱乏。寫作日漸個人化、平庸化，真正稱得上優秀的長篇鄉村題材小說可以說少而又少。正是基于這種文學背景，《鄉志》在某些方面的價值才不容忽略。尤其它對真實的牢牢把握、大膽表現、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雙重求索，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悲劇意識、否定性和批判性，都構成了它對同類題材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也唯其真實，小說才具有了史的意義。它不僅是本世紀初仙鶴鄉的歷史，也是魯中南鄉村的歷史，甚至是中國大部分鄉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