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社會結構變化與軍閥士兵的構成有著直接的關系，從總體上說，士兵群是由破產農民和過去依附于農村經濟的各色非農業(yè)人等及游民組成的。像朱執(zhí)信先生所說的那樣：“從前讀書的，經商的，做工的，做田工的，搶劫的，拐騙的，走私漏稅的，都薈萃在兵的范圍。”剛剛離開土地的破產農民、農村中新增加的浮食階層，和由于農村破產而連帶失去生計的手工業(yè)者、小商人、教書先生、游方郎中等占了士兵的絕大多數。19世紀20年代末，社會學家陶孟和曾對晉軍一個旅的946人作了調查，結果表明，在這些士兵中有是農民和無職業(yè)者，幾乎相同比例的人是文盲，其余為小手藝人、商人、醫(yī)生(農村)和教書先生。其中68%的人要寄錢回家以供養(yǎng)家人，來自農村的士兵，其家庭所有耕地平均在27.74畝以下。當兵，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職業(yè)，一種無奈的選擇。

　　從以上對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與士兵成分的分析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第一，當兵是破產農民被迫無奈的出路。殖民性的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連年的戰(zhàn)禍，造成了大量的破產失業(yè)的農村人口的存在，而中國萎縮的工商業(yè)又與農村的商品化過程極不協(xié)調，無力吸收如此眾多的失業(yè)勞動力。第二，當兵也是一種可以被鄉(xiāng)村社會與鄉(xiāng)村人心理所容納的職業(yè)，農村生活商品化的結果，使得軍餉可以作為家庭收入的一種，而且當兵作為破產農民最大的出路之一，其牽扯的社會面之廣，使人們不得不改變一點清朝實行兵籍制度時那種“準賤業(yè)”的看法，即所謂“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tǒng)觀念。第三，脫離土地的農民成為士兵之后，仍然與他們的母體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們作為農民的某些特性并沒有像他們變成產業(yè)工人的同類一般有所改變，甚至可以將士兵群視為農村社會結構的延展部分。

　　二、士兵群的目標系統(tǒng)

　　我們知道，由于中國農村特殊的經濟結構，即使是佃農也有獨立的生產意志，地主只收取固定的租額，而對生產經營并不加干涉，所以農民在未脫離土地之前，是具有相當獨立的生活意志的。然而，過去散亂的農民個體一旦聚合成士兵群，過去那一點獨特秉賦就喪失殆盡了，表現出的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群性”。他們易于接受領導，也易于反叛上司，群體意向的所指帶有很大盲目性和隨機性，受物質(糧餉)、精神(士氣)、風習，自發(fā)性領袖，以至各種禁忌因素的影響。然而在士兵群散亂無序的行為意向中，其目標系統(tǒng)卻顯現出始終如一的趨向，這就是：活命、養(yǎng)家、發(fā)財與發(fā)跡，當然也有些是為了報仇或者避禍而投軍，但這些動機顯然不是主流。

　　“吃糧當兵”是最基本的動機，失去土地又別無長技的農民，當兵是比較容易找到的飯碗，而作為士兵這種職業(yè)，只要沒有戰(zhàn)死或其他什么原因死掉，吃飯活命倒是可以做到的，因為軍閥要靠士兵來打仗，縱令長安米貴，吃飯倒也不難。

　　養(yǎng)家是士兵最為關切的核心目標，同樣，據陶孟和的調查，那近千名士兵中有49%雙親俱存，有是獨生子，有27%是結婚有家室的人。就是說，這些士兵中近一半的人是家庭的主要贍養(yǎng)者，其余的人，作為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的一員，其家庭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根深蒂固的。

　　袁世凱天津小站練兵時期，士兵的待遇是優(yōu)厚的，月餉號稱“七品官俸一般同”。后來隨著士兵市場的擴大，兵“勞動力”的價格愈見其廉，從每月十余元降至六七元，四五元不等，盡管如此，如果士兵能拿到他們的薪餉，對于平均年收入不到263元的農戶(每戶平均人口六人)來說，也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了。然而，這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數字，實際上，由于自身轄區(qū)收入的不穩(wěn)定，易受外界的影響，軍閥部隊的欠餉是經常的，層層克扣更是家常便飯。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后，《晨報》記者曾采訪過一個奉軍士兵，據這位士兵說，他們開拔時曾發(fā)雙餉十六元，但經七折八扣到士兵手里只剩六元，奉軍在各個軍閥軍隊中，還算是待遇最為優(yōu)厚的。戰(zhàn)時尚且如此，平時則更是苦不堪言。原藏致平部的一個排長說：“余自在閩追隨臧致平后，無處不戰(zhàn)，至今四年。每戰(zhàn)輒棄所有，月餉雖有三十元，四年中撫家僅八十元耳，而瀕于危者屢矣。”所以說，士兵養(yǎng)家的目標基本上是實現不了的，也正是因為這種最熱切關注的目的行為受阻，士兵們才不惜用頻繁的逃亡(換個軍隊吃飯)和兵變來對抗。據蔣百里統(tǒng)計，1914年逃兵人數為士兵總數的十分之一，1916年則達士兵總數的十分之三，1908～1936年共發(fā)生三百余次兵變，絕大多數是因為欠餉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