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利亞被赫魯曉夫處死以后，后者試圖恢復與南斯拉夫的關系。于是想讓鐵托相信，橫在兩國關系發展道路上的石頭是貝利亞。鐵托笑著接過話茬:“如果您覺得用這種方式向自己的黨交待此事比較方便，那您認為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但我很清楚，事情并非如此……”(赫魯曉夫多年之后又先后矛盾地說:還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貝利亞就贊成恢復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

　　同樣，貝利亞也曾強烈譴責匈牙利共產黨對經濟事務的干涉。小貝利亞寫道:“共產黨在這樣做的時候什么都不負責任，包括蘇聯共產黨也是如此。我父親在斯大林在世時就堅持自己的這一觀點。”(這個觀點在那次全會上也被完全歪曲了。)

　　網上有篇關于貝利亞的文章說，貝利亞在斯大林生前是“大清洗”的主要執行者，雙手沾滿了幾百萬無辜人民的鮮血。斯大林死后，貝利亞又強調要保護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釋放120萬囚犯；對40萬人的案件停止偵查；提出為“醫生謀殺案”平反；還下令禁止對犯人體罰和使用暴力；公開批評斯大林的民族政策；推行較為自由的經濟政策等等。這一切都“并非出于真心，而是為了與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人爭奪權力，收買人心的需要”云云。

　　其實，如前所述，貝利亞的好些言行是在斯大林在世時就堅持的。至于“大清洗”與他無關。1936年到1938年那是葉若夫的“市面”。貝利亞是1938年“大清洗”結束后才任內務人民委員的。他接替葉若夫后的1938年10月17日，就竭力請求上層出臺了一個譴責已實行了多時的不法偵訊方法的決議。小貝利亞寫道:“像我父親，就千方百計阻止制造違法亂紀行為。就算不是全部，但總有一部分是做到的。”“我父親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工作中反對布爾什維克黨的鎮壓政策。遺憾的是我不知道準確數字，但當時有數十萬人從集中營被釋放出來。”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寫的一段話可作為旁證:“對貝利亞的任命顯示……這個人應在為時不晚的時候去糾正葉若夫的胡作非為。應該記得，在1938年底和戰爭開始前這段時間中釋放的人都是在貝利亞任職期內獲釋的。人數很多，我不知道在其他領域里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但《偉大衛國戰爭的歷史》一書載明，正是這幾年釋放超過1／4的在葉若夫時期被捕的軍人。因此有傳聞說，貝利亞恢復了公正，力圖糾正葉若夫作的孽，這些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小貝利亞說，1939年和1940年逮捕仍在進行，但這不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倡議的，而是根據中央組織部的要求、斯大林的個人命令和政治局的決定。比如，1940年8月10日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的關于處罰勞動紀律破壞者的命令，就不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或其副手們簽署炮制的，也不是產生于懲罰部門內部的文件，而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決定——甚至它也是間接的。一切均由黨的上層決定。這是公開的秘密。但有一些事，新上任的人民委員也辦成了。一個特殊的例子是:貝利亞故意延緩死刑的執行。如已被宣判死刑的飛機設計師圖波列夫最后沒有被槍斃；而另一個叫萬尼科夫的，判決后一直在牢房等待處決。有一天斯大林想起了萬尼科夫，說，真可惜，這種現在急需派用場的人沒有了。貝利亞就趁機對斯大林說:“如果事情起突然變化呢，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結果萬尼科夫獲釋當上了人民委員，后來三度評為社會主義勞動英雄。

　　《我的父親貝利亞》中譯本校訂者、中國社科院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前所長)徐葵還從另外兩位俄國學者津科維奇和姆列欽的有關著作對照這本書，歸納出貝利亞做過的一系列好事，諸如:在斯大林死后第一個提出要反對個人迷信；平反冤假錯案；主張實行黨政分開，工農業等經濟問題應讓政府去管，黨不要多加干涉；認為波羅的海三國、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有自己的農業傳統和特點，不可搞集體農莊；主張在蘇聯的民族關系上擴大加盟共和國的權限；主張修好與南斯拉夫關系；主張兩德統一(前文已重點提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