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家著力去塑造民族脊梁式的文學人物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那些已經被作家塑造出來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如何被研究界“再發(fā)現”，進而使這些“文學新人”可以被國民意識到而成為精神建構和自我仿效之“新”，應該成為我們思考的問題。就文學研究者而言，不能沒有經過廣泛的文學檢閱就簡單地說我們的作家沒有塑造出“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可以舉一個例子，劉醒龍的《蟠虺》是一部在今年甫一發(fā)表就引起很大反響的長篇小說。小說中，劉醒龍思考“君子”和“小人”這個話題在今天如何回應遙遠的傳統(tǒng)，又以何面目存身“當代”。一部《蟠虺》，劉醒龍幾乎一直在追問“君子”和“小人”這兩個詞的當代意義，也是在這種追問中，塑造了曾本之、馬躍之、郝嘉、郝文章這些新時代的君子群像——我們期望的“民族脊梁式的文學新人”。

　　用文學為精神“補鈣”

　　張江：文學是民族精神的濃縮，有什么樣的民族精神就有什么樣的文學；更重要的是，文學還是民族精神的給養(yǎng)，對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態(tài)產生潛移默化的重要影響。因此，文學不僅要反映現實，更要作用于現實，不能只是迎合風尚，更要引領風尚，甚至創(chuàng)造風尚。用有筋骨的文學，強健人民大眾的精神肌體，這既是中國文學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也是當今時代人民大眾對文學的迫切期待。

　　譚好哲：在數千年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從詩經、楚辭到唐詩、宋詞，再到元明清的小說、戲劇，歷朝歷代都不乏有筋骨的文學家和有筋骨的文藝作品，其中所表現出的哀痛民生艱難、系念國家安危、堅守美善理想的偉大情懷，繪就了中國文學永不消退的精神底色，成就了中華文化正大剛健的風骨氣象。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大批進步作家更是以啟蒙和解放、救亡和圖興為己任，以其對于舊道德、舊文化、舊生活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對新道德、新文化、新生活的熱烈憧憬和謳歌奏出了時代的強音。從古代文論對藝術風骨的強調，到毛澤東贊揚“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再到習近平對“有筋骨”文藝作品的期待，正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中國文學和藝術永續(xù)不衰的精神命脈，這種精神命脈值得當代文學家倍加珍視并發(fā)揚光大。

　　文藝之所以需要有筋骨，在于文藝創(chuàng)作歷來對于時代、國家和人民承擔著一份沉重的責任。有筋骨的文藝作品好比人體必需的鈣，能夠強健人民大眾的精神肌體，吸收的精神鈣質越多，精神機體便愈加強健，而只有精神上強健的人民，才能夠創(chuàng)造偉大的時代與強盛的國家民族。因此，創(chuàng)作者不能僅僅滿足于自己的作品有接受者，能夠在低層次低水準上滿足他人的需要，還必須認真考量和反思自己的創(chuàng)作對時代進步有無引領和推進，對人民大眾文明素質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有無助益。由于受到古今中外各種低俗、錯誤的思想文化觀念和市場經濟中追求金錢等負面價值的影響和侵襲，中國當下社會生活和文藝領域里存在著頹廢萎靡之風，不少人欠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的骨氣、底氣和人生正氣。此種境況之下，有良知和責任的作家既要自覺地融入人民的偉大歷史實踐，追隨時代前進的腳步，敢于為時代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做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又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把愛國主義作為創(chuàng)作的主旋律，傳遞崇真求實、向善向美的價值觀，引導人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和審美觀，在多元紛亂甚至景象迷蒙的思想文化語境中重鑄民族生活的價值理想。只有如此才稱得上是有筋骨的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也只有這種創(chuàng)作才能真正起到啟迪民智、鼓舞民心、提高人民精神境界的化育作用，名副其實地成為鑄造靈魂的工程，從而更好地發(fā)揮文學移風易俗、通政經國的應有社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