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銀行業因員工福利優厚、社會地位高被認為是就業的“金飯碗”。然而，隨著利率市場化程度加深、監管規范增強、同業跨業競爭加劇，銀行業“躺著賺錢”的時代落幕，如何應對一線員工離職，成了銀行業普遍遭遇的新問題。
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先后至少有37位傳統銀行的董、監、高離職，涉及的崗位主要有董事、行長、副行長、風險總監等，有的則是分支行行長……這些銀行高管到普通信貸員的去與留，正成為當下銀行業變革的縮影。
史無前例：
年內近40位董監高密集掛靴
在利率市場化和金融服務創新深化的背景下，銀行從業人員的生存壓力不斷上升。據統計，自今年初以來至今，銀行業出現了覆蓋從高層到一線的離職潮。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全行業董監高密集主動離職30余人。
“地位下降了，收入縮水了，難度更大了，所以我走了。”黃源（化名）這樣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作為一位從業30年的國有銀行信貸主任，在被提拔為支行行長的關頭，自己卻選擇了離職。
像這樣的骨干離職，并不是個案。據媒體不完全統計，無論國有銀行還是商業銀行，亦或上市非上市，均出現覆蓋從高層到一線的離職潮。
今年1月，民生銀行原行長毛曉峰因個人原因請辭。2月，交行第一副行長錢文輝辭去交行執行董事、副行長等職務；上海銀行董事長范一飛提出辭呈。3月，興業銀行副行長陳德康、中行副行長岳毅及中銀香港副董事長等提出辭職。4月，浦發銀行行長朱玉辰請辭行長職務。6月，建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及行長張建國遞交辭呈。10月，寧波銀行副行長洪立峰、浦發銀行副行長穆矢以及上海農商行副董事長、行長侯福寧等提出辭職。甚至于國內首家互聯網銀行微眾銀行行長曹彤任也在任職不足一年之后匆匆離職。
“不到一年內，全行業董監高密集主動離職30余人，這在我國25年銀行史上并不多見。”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微博)說。
“銀行人選擇離開的原因有三個。一是隨著金融服務的創新深化，信貸管理、工具使用、產品定價、風險預警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是各種以前從未見過的考核讓人感覺力不從心，三是知識的更新跟不上現在銀行從業的需要。”黃源說。
“離職潮”背后：不良率飆升令員工收入承壓
事實上，今年以來，部分銀行紛紛迎來資深員工離職的高峰期。隨著金融需求日趨多元，各種杠桿、對沖等新產品快速引入，讓老一輩的信貸人員倍感壓力。而“離職潮”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從去年起的銀行業不良率整體上升傳導到一線的壓力。不良貸款率的上升，直接影響到了信貸人員的收入。
“每一個持有銀行從業資格證的人都在課本里看到過，‘銀行不良率大于凈息差時就會虧損’這個公式，但在30年的職業生涯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這句話離我如此之近。”黃源告訴記者，“自己所在銀行過去的不良率低得可以忽略不計，但今年3季度一開始就井噴式爆發，看著一筆筆貸款從‘關注’到‘逾期’再到‘不良’，心里五味雜陳。”
她告訴記者，該行一位連續7年供應鏈票據融資的鋁合金貿易客戶，信用記錄一直很好，結果今年6月份，因資金鏈斷裂變成了問題客戶。“說來就來，毫無征兆。”
記者了解到，這樣的情況并非孤例。以中信銀行某西部分行為例，今年三季度就專門多裝了10部電話，雇專人電話催收不良貸款。
業內人士指出，不良貸款率的上升，給信貸人員帶來的最直接影響在于收入。某商業銀行重慶高新區支行行長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今年1至9月績效工資總計1.5萬元，而在2013年，該行長同期績效收入近30萬。“最直接的就是個人收入和職業發展受到影響。”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為應對離職同時控制成本，銀行對員工的雇傭關系也在發生巨大改變。
“為防止頻繁人事變動，現在銀行不會和社會招聘的信貸部門員工直接簽約而是選擇通過中介公司簽約，連續3年業務超過本行內同職務信貸員工平均水平才可與銀行直接簽約。”某國有銀行前員工吳一帆告訴記者，“但這樣一來，同工不同酬，五險一金保障大幅縮水，幾乎沒有人愿意以這種方式再和銀行續約。”
“可以說，雙方都被離職潮嚇著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主動離職銀行員工集中在信貸、風控等風險管理部門，這部分員工離職后憑自身積累，多數仍選擇留在資金中介業務范疇，小貸公司、P2P等金融新業態是他們的主要去處。
“新業態缺人手，體制機制靈活，收入也不錯，自己未來也可自立門戶。”吳一凡透露，在一些小貸公司，信貸業務幾乎是銀行某一支行的“原班人馬”。在他看來，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深入，銀行業從高管到職工的離職洗牌將繼續上演。
警鐘敲響：不良雙升利潤陡降
業內人士普遍預計，受實體經濟低迷和宏觀經濟下行的直接影響，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呈現上升趨勢。即便是未來兩三年實體經濟復蘇，考慮到銀行貸款的滯后性，不良率的反彈將會持續更長的時間。與此同時，銀行業的利潤卻在不斷下滑。
三季度銀行信貸資產數據顯示，多個省份銀監局公布的當地銀行不良資產率均已突破2％。浙江、廣東、山東三省的不良貸款規模則已突破千億元大關。其中，浙江達到1778億元，廣東、山東則分別達到1410億元、1219億元，三省合計達到4400億元之多。
具體到機構方面，截至10月31日，16家上市銀行全部披露三季報。截至三季度末，16家銀行中有15家銀行的不良雙升。其中，農行不良率最高，為2.02％，也是惟一一家不良率攀升至2％以上的國有銀行。其余上市股份制銀行不良率在1.3％至1.6％之間。
另一方面，各地銀監局數據顯示，河北銀行業前三季度累計凈利潤同比減少19.54億元；廣東當地銀行業稅后利潤同比下降9.97％；山東當地銀行業凈利同比下降9.99％，陜西當地銀行業凈利潤同比下降9.78％；廈門銀行業凈利潤同比也下降3.48％。局勢最為嚴峻的是重慶地區，三季度末該地區銀行業利潤已下滑為負增長11.29％，剔除其他類金融機構后，商業銀行凈利潤更是同比負增長34.16％。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當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率平均來講還是不高的，但2％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分水嶺。在他看來，銀行不良率在2％以下都屬于比較健康的狀況，除了個別銀行，當前商業銀行總體的資產質量還是處于健康的狀況。如果個別銀行不良率偏高且超過2％，則需要及時采取完善的風控措施。
一位從業近20年的某股份制上市銀行資管人士表示，如果僅僅考慮傳統的存貸業務，銀行過去很長時間都是靠存貸款之間的利息差來盈利的。“比如說原來銀行的息差是3，也就是說銀行通過借貸100元能賺到3元錢。如果不良率高過3％，意味著它的風險成本高過了它的毛利率，那這種情況對于銀行來說絕對是危險的，也是不可持續的。目前整個銀行業的平均息差水平大概在2.5％左右。此外，銀行還要刨去人工成本，所以說，如果銀行不良率逼近2％的話，就很危險了。”該名資深人士表示。
告別“黃金時代”：銀行客戶越來越難維持
銀行業的“好日子”在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下似乎走到了頭，同業競爭開始起步，信貸產品日益多元。在此背景下，同業競爭日趨激烈、競爭手段千行一面，讓客戶關系更加難以維持。
有專家表示，當前銀行業面臨更多是一輪“調整”而非“衰退”。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銀行能夠承受的壞賬水平遠遠超過2.5％。因為不良貸款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損失，不良率和損失率是要區別開來的。不良貸款率意味著出現有瑕疵的貸款，但是很多有瑕疵的貸款價值回收率是很高的。一方面，很多貸款都是有抵押的，即使借出去的貸款不還銀行了，并不意味著銀行就會損失，銀行有可能要回抵押的房子，比貸款更值錢”。
事實上，在部分銀行業人士看來，我國商業銀行重新問世至今，無疑走過了數個“黃金時代”。商業銀行最初的主要業務是按當地財政計劃為國有在建項目企業貸款，從業人員的稱謂相應的是“撥款員”而非信貸經理。出現貸款無法收回的情況，則由財政年終統一扎帳兜底，作為個體的從業人員幾乎沒有壓力。
“至少從80、90年代開始，‘在銀行上班’都是一句非常體面的開場話。”回憶起1987年入職銀行，已經離職的53歲的黃源仍覺得自己“趕上了好時候”。
同時，金融知識的匱乏，讓當時的客戶關系幾乎無需維持。“例如上世紀90年代前后，銀行的客戶非常聽話，因為他們都覺得金融這東西‘很復雜，很神圣’，你讓他往東他不敢向西看一眼。另外，利率很低，也沒什么太多討價還價的余地。”
優厚的待遇則是這份工作最受羨慕的部分。“行長18級、一般干部19級，行長90塊的工資、一般干部70塊左右，我能拿到50多塊，記得當時我買了塊山城牌手表，60塊錢，那個時候這東西相當于現在的勞力士，就是我攢了兩個多月工資買的。”而歷史資料顯示，同期事業單位人均月工資收入不足20元。
這樣的日子在2004年銀行業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下，發生了一些變化，同業競爭開始起步，信貸產品日益多元，稱謂變成了“客戶經理”。“信貸終身制的引入，尤其是信貸終生追責制，意味著如果有一筆不良，就算你離開了原來的單位，也會找到你。”黃源說。
同業競爭日趨激烈、競爭手段千行一面，讓客戶關系更加難以維持。“大中小銀行維護客戶的根本手段都一樣。利率市場化之后，銀行信貸業務基本可以稱作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各家銀行間的利率可談空間會被迅速拉開，股份制銀行在操作上更為靈活，優質客戶的議價能力將進一步增大，對信貸人員的綜合能力提出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