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導演鄭曉龍。

《紅高粱》中九兒與張俊杰的初戀被處理得頗有小清新風格。

　　電視劇《紅高粱》正在東方、北京等衛視熱播，收視飄紅，導演鄭曉龍前晚在接受新京報專訪時稱，收視率高固然是好，“但是我并不認為收視率好就一定是好。還要看品質，重播率高可能對我來說更重要。”鄭曉龍坦言，其實對收視率預期并不是太高，因為這部劇“拍得特別緊張”，準備時間短，拍攝周期短，“從劇本到拍攝，能夠及格，我覺得就不錯了，所以說大家能這么喜歡，我特別高興。”

　　雖然籌備時間緊張，但鄭曉龍透露，美術部門在不到30天的時間就搭出了主要場景，用的磚窯堆起來都有幾千米的面積，“我覺得單家酒窖是我們這部劇最大的看點，這個場景完全是在一塊平地上一點點搭建起來的，門口的牲口房，還有門前的一棵參天大樹，都是做出來的。酒窖這個場景的搭建難度非常大。酒窖是單家歷代傳下來的，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老字號酒窖，我們不能搭出一個小作坊樣式的酒窖，必須要有氣勢”。

　　盡管開播后引來“山東大妞變江南女文青”的質疑，周迅無疑是電視劇版《紅高粱》最大的看點之一，不過，鄭曉龍似乎不在意外形上的張力，相反，他看中周迅骨子里的氣質。還在選角階段，經朋友引見，鄭曉龍與周迅一起吃飯。“飯桌上我們很愉快地聊，還喝了點兒清酒。微醺的她隨性就躺下，我覺得這女孩挺真實，就是她了。”

　　除了好演員，趙冬苓的劇本也是鄭曉龍對《紅高粱》充滿信心的原因之一。他表示，當初剛剛接到這個項目時，一度頗為擔心，但趙冬苓的故事大綱最終打動了他。鄭曉龍說，改編后的劇本，是以高密女人“戴九蓮(九兒)”傳奇的一生為主線，講述了她與余占鰲、張俊杰在高密土地上上演的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以及與朱豪三等人英勇悲壯的抗日故事，“小說《紅高粱家族》中有大量的粗糙惹火的情節，比如九兒出嫁顛轎、被劫野合等，這些情節都真實地表現出了男女主角之間征服與被征服的情感較量，我把它比喻為一場男人和女人的戰爭。”

　　談改編

　　野合不是簡單的滾床單

　　新京報：在接下《紅高粱》的時候，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么？

　　鄭曉龍：就是如何把電影擴展到一部電視劇。原著小說的文學性很強，非常有畫面感，但故事性不強。電影可以寫意，但擴展成電視劇要有大量的內容。我覺得現在的本子很好，故事發展都符合邏輯，又有新的人物。其中的經典情節，比如顛轎子，在電影中是非常有華彩的，野合也是大家一直津津樂道的片段，要是完全照電影搬過來觀眾也不會滿意，要進行符合電視劇創作規律的改編。

　　新京報：其實原著很多“高粱”的描寫還都挺寫意的，電視劇中是不是不好表現？

　　鄭曉龍：原著小說文字非常美，以描寫紅高粱的方式擬人化表現男女之間的情感。電影有大屏幕，畫面上有起伏的高粱，還是很好看的。電視劇還是要現實主義，合理化、邏輯化，要是在電視屏幕上都弄成一片紅高粱，那種意境，觀眾能滿意嗎？我不知道。但不管電視劇怎么改編，精神氣質還是原著的，表現的還是生命力、人性的張揚。

　　新京報：《紅高粱》播出之后，大家的關注點好像都在和電影版的對比上，對這種比較之前有過設想嗎？

　　鄭曉龍：這當時我還真的沒想，那時只是想怎么更符合原著精神，演員怎么能演好。要想怎么跟電影比較那我就不拍了。把電視劇和電影比較是誤區，兩個是不同的創作方式，如果電影要拍成30部，肯定也不能那樣拍。

　　顛轎&野合 改編有難度？

　　就還是要以人物關系為主要創作方式。顛轎原來是十幾分鐘表現出那個氛圍，但電視劇氛圍不是最主要的，主要的是人物關系，在顛轎過程中，兩個人互相征服、互相對峙起來，一個是“姑奶奶不怕”，一個是“你還來勁了”，最后九兒都被顛吐了，還是不會被征服。拍這場戲還是挺有難度的。因為那個轎子顛起來很費勁，小伙子們顛得很累。電影版里出現的那種轎子，在山東是沒有的。拍這場戲前，我們備了兩種轎子，其中一個轎子太沉，干脆就沒法顛；另一個轎子采用更輕便的材料制作，要讓演員們在顛的時候，有那種上下起伏的感覺，有彈力的效果，但是劇組當時很難找到有彈性的木頭。所以最后只能靠演員們在表演的時候盡量展現出轎子上下顛動的效果出來。

　　野合原來在電影中是往高粱地一放就沒有了，其實這個情節也是征服和被征服的關系。九兒一直掙扎最后踢到余占鰲的檔，這時反而九兒把他拉起來，最后不能拍成余占鰲強行，還是九兒主動。九兒這些日子遭遇到了男朋友背叛，又被送到土匪手里，差點被糟蹋了，母親去世，被父親賣給麻風病人。她過得是什么樣的日子，余占鰲對他好，救了她的命，她都知道。九兒有一種叛逆、釋放的心理。這場戲不是簡單的一場滾床單，而是人物性格的表現。

　　回應爭議

　　江南也有大妞，北方也有靈秀

　　新京報：有評論說，劇版《紅高粱》把原著的土地氣息拍出了宅斗故事，你怎么看這種評價？

　　鄭曉龍：難道在家里發生矛盾就叫宅斗？宮里的矛盾就叫宮斗？可是戲劇總要是矛盾啊。在土地上跟人斗？那就叫土斗。

　　新京報：現在大家對劇版改編傾向“宅門戲”主要的爭論點可能是在秦海璐扮演的大嫂這個人物上，這是一個新增的人物，劇中和九兒有大量的妯娌之間的明爭暗斗，增加這一部分的情節是為了考慮到電視觀眾的口味嗎？

　　鄭曉龍：這里面講的是兩個不同的人生，最后這兩個人還是走到了一起。九兒是在活自己，大嫂在活別人，她是抱著丈夫的排位進門的，要當貞潔烈女，完全不符合人性，這也是她和九兒兩個人的矛盾之處。最后兩人和好也是在人性的認識上統一了，這一點恰恰符合莫言彰顯生命力的部分。

　　新京報：也有網友從九兒身上看出來甄嬛的影子，你覺得這兩部作品有什么相似之處嗎？

　　鄭曉龍：表達人物生命的邏輯上都是真實的，別虛假。比如，大少奶奶想奪九兒的兒子，把她送去給土匪，九兒回來后她大哭一場特別難過，就是想報復，但內心又覺得自己做錯了。這就是不虛偽。

　　新京報：這部劇的臺詞有些地方用詞比較現代，感覺少了點鄉村、鄉土的味道，這是改編劇本時有意為之嗎？

　　鄭曉龍：對，我真的擔心現在有些觀眾對鄉土味比較濃的作品不接受，比如說我們現在很多北方的劇到南方就“水土不服”，這個問題我覺得確實擺在我們這些創作人的面前。怎么辦？我特別喜歡有地方風味的這種感覺，但是就是有些人不接受，這時候我不知道怎么辦好。

　　九兒

　　江南女文青？

　　我從來不這么看，個大個小不是最重要的。拍《北京人在紐約》的時候，很多人說，姜文合適嗎，他哪像音樂家？我覺得他就很好。演員主要是氣質上的接近，周迅身上有山東的堅韌、不屈不撓的氣質，掉坑里自己也能爬上來，生命力特別頑強。江南也有大妞，北方也有靈秀。

　　太有文化了？

　　其實很多故事電影沒時間展示，九兒被抓到匪巢里，沒點智慧她怎么自救。電影就是直接表現生命力和欲望。而且周迅演得很好，有一場戲，野合之后，九兒騎在毛驢上，迎著夕陽不由自主嘴角露出了心生歡欣的微笑，那一幕美到人心里去了，真是“一笑傾城”，若再笑就要傾國了。周迅一笑，我就特別喜歡，好看又真實。她那一笑就是生命力的滋生。

　　余占鰲

　　缺少匪氣？

　　什么是匪氣？我認識的姜文骨子里也沒有匪氣，平時他還帶著眼鏡，姜文也不是土匪。劇中我們沒有讓余占鰲成為一個隨便殺人的人，不能讓他真的是一個土匪、殺人如麻，他還是一個善良的人。粗聲大氣說話是他比較直爽。我對朱亞文的表演還是很滿意的，之前有人跟我說，他演戲有點溫，試戲的時候我發現他爆發力很強。比較中他也是最合適的，確實找不到年輕時的姜文。

　　朱豪三

　　致敬張麻子？

　　其實像朱豪三這個人物，是高密縣原來的一個縣長，他是有歷史人物原型的，叫曹夢九，在這個人物原型上塑造的朱豪三這個人，跟《讓子彈飛》好像沒有太大的關系。不過我覺得這個人物非常有意思，他是想做一個好官的人，他本身也不貪，但是他真的就是舊時代過來的人，他的思想、他的認知確實有很大局限性，所以說他是一個復雜的人物，我覺得這個人物是特別有意思的。

　　聊創作

　　《羋月傳》

　　能否超越“甄嬛”？

　　干嘛要超越《甄嬛》，我也沒覺得《甄嬛》就是不能超越的。“羋月”是一個真實的人物。《甄嬛》也是一次探索，也是我第一次拍古裝。《紅高粱》也是我第一次拍年代劇，也是探索。

　　從沒覺得甄嬛不能被超越

　　新京報：《新編輯部的故事》當時引起的爭論還挺多的，之后你有想過改變創作方向嗎？

　　鄭曉龍：其實現在很多喜劇樣式和《新編輯部的故事》越來越像，我就是早了點。但探索總是對的。現在我自己看《新編輯部的故事》的時候依然會發笑。你也不能要求我每一部都是《甄嬛傳》，而且憑什么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就不能拍兩個別的。《新編輯部的故事》也沒有那么不好，北京收視也沒有跌過前五。希望觀眾寬容對待探索。

　　新京報：你認為一部好作品的標準是什么？

　　鄭曉龍：唯一一個標準，大浪淘沙，被歷史遺留下來的就是好作品。很多作品當時不被看好，《紅樓夢》當時是禁書，但它禁得住時間檢驗。很多作品當時很火但歷史沒把它留下來。

　　新京報：要拍的新《北京人在紐約》籌備怎么樣了？

　　鄭曉龍：我們講改革的事很多，開放的事很少，編劇現在去美國體驗生活了。而且你看，《紅高粱》比《甄嬛傳》更電影化，外景多，這與觀眾需求有關，電視機都大了。《北京人在紐約》也會有這樣的改變。

　　新京報：現在大家都在說明星片酬高的問題，電視劇創作也從最早的“導演中心制”變成了“演員中心制”，你怎么看？

　　鄭曉龍：這是觀眾選擇，就像寫歌的不如唱歌的。在現在這種多選擇情況下，那么多頻道、節目，一定是明星制起作用，觀眾看到喜歡熟悉的明星就會多停留幾秒。這就像我去超市買牙膏，琳瑯滿目，那么多種牙膏，我能熟悉哪個？哪個廣告多，算了我就買它了，也沒時間一個個看說明書。不是說我認為這就一定對，但這是客觀現實。

　　采寫/新京報首席記者 劉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