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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從梁武帝到唐太宗“二王”的地位是并重的，著從宋朝時連筆和不連筆的比重是差不多的。到了唐太宗時期，由于獨尊王羲之并打壓王獻之，唐朝寫行書的人基本上是用王羲之的筆法。除了草書名家如張旭、懷素等人之外，大家都不用王獻之的筆法，后來的指法就壞了。因為當你三指拿筆左右轉不是問題，但五指拿筆的時候，第四個指的手會擋住它，轉不過去。所以于右任用四個指拿，保證它永遠是垂直的。換言之，書法作為藝術也是科學的，是有道理的。
現(xiàn)在我們學字公認要學王羲之就要經(jīng)過趙孟俯\，其實是錯的。元朝趙孟俯\建立了這700年來學書法的規(guī)則，他先用楷書起，而王獻之在往草書走。明朝末年清朝初年書法家傅山講“真行無過于蘭亭”，什么叫真行呢？如果你畫一根線，一邊楷書一邊草書，中間是行書，靠楷書那邊中國人叫做行楷或叫真行，那半靠草書的中國人叫行草，真行就是用王羲之的內(nèi)擫法寫的字，清朝就用王獻之外拓法寫的字。用王獻之的內(nèi)擫法寫出來像楷書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寫的，所以改行楷。趙孟俯\學蘭亭學得非常像，“然是楷中多行”，趙孟俯\是以楷書為基礎的，去變化成楷書。“殊不知右軍是行中多楷也”，但是跟王羲之相反，王羲之是用草書去寫楷書。換言之，趙孟俯\是從楷書往這邊寫，王羲之是從草書往這邊寫。
現(xiàn)在有個有趣的問題，如果你寫字開始寫楷書，慢慢放慢慢放，可不可能變成草書？學理工科的人知道，它是一個過程問題。草書、楷書是個設計，但是從設計到成品有個過程。換言之，趙孟俯\學王羲之一個字都不像，行系不對，筆不對，兩個人所處時代的坐姿不同、執(zhí)筆、運筆也不同，行書的用途和篇幅的長短也不同，這個大概跟紙頭的造紙也有關系。
曲線的多變是書法家靈活之處
王羲之創(chuàng)造了行楷，王獻之創(chuàng)造了行草，父子二人相差40年，為什么能各自創(chuàng)體？“二王”父子去今已經(jīng)1700年之久，為何有人能再造出第三種行書體裁？這又與筆法有關系，王獻之是外拓和內(nèi)擫同時寫，所以他的字連著。王羲之只用內(nèi)擫，字是不連的，所以他們各創(chuàng)一體。唐末五代大家改變坐姿，用五個指頭拿筆了，王羲之的內(nèi)擫法不能用，所以就失傳了。由于一般人是用內(nèi)擫，米芾是用行草的筆法寫行楷，于右任是用行楷的筆法去寫草書，所以他們創(chuàng)體了。行書只有兩個方向，要么往內(nèi)，要么往外，筆法只有兩種，趙孟俯\是不動的，不左轉不右轉，也算創(chuàng)體，那就是楷書。
我們所謂寫字其實很簡單，拿毛筆畫線條，要么是直線要么是曲線，這個曲線不管你轉不轉得下去，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是順時針轉，轉動毛筆時可以用手指，可以用腕、用臂，都可以，這三個動作可以分開做，也可以同時并行做。有人說王羲之在《蘭亭序》里“之”字寫了20個，每個不一樣。其實，中國的“之”字可以有243種寫法。“之”是三筆，其實是四個線段，每一個線段都有三種寫法，所以“之”字有81種寫法。但中國人寫字有三種不同的字型，即長、扁、方，所以有了243種寫法。所以，當你允許寫字用曲線的時候，變化就非常多了，這就是中國書法家的靈活之處，如同彈鋼琴的那些裝飾音，音樂沒有變，只是加了很多的修飾，書法也是一樣的。
如果拿爬山作個比喻，“二王”父子已在高山之頂上，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爬到足夠的高度去與之并肩而坐。如果說某一個學習者比不上他，這是可能的，但是經(jīng)過1700年，千千萬萬的人合起來如果還比不上他，就表示我們學習的方法錯了，走錯路了。任何一門學問，都是會進步的，學問是在前面的人的基礎上往上推的，我們書法怎么會越來越差呢，可見這絕對是個學習方法的問題。過去重視楷書有其實用的價值，現(xiàn)在楷書和行書、草書都是欣賞的價值了，并不是說一定要寫好楷書才能學行書。（南方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