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名制購票加大了黃牛黨的違法成本，但“電話追撥器”、“身份證信息生成器”以及與代售點的特殊關系，保證了他們仍有相當票源——

　　黃牛黨生意依然挺火

　　黃牛黨是如何建立客戶的？

　　“別進火車站，沿路南一直朝東走，看到第一條向南的小巷你就朝南拐，到巷子口里頭等我。”

　　1月14日傍晚，記者從北京地鐵二號線北京站出來之后，隨即撥通了女黃牛余彩(化名)的電話。

　　根據余彩的提示，記者走進了那條巷子。這里離車站大約有500米，巷子東是一家小吃店，西邊是一家小賣部，朝里去則是幾家小旅館。

　　雖然離北京站很近，相對火車站內的嘈雜，這里安靜得多，路燈燈光很昏暗。小吃店門口有兩個人在招攬生意，幾個婦女坐在一家小賣部門口玩撲克。她們相互之間嘀嘀咕咕，記者離她們大約有五六步的距離，雖然她們說話時夾雜了一些暗語，但還是能聽明白有關“某某車次”的字眼。這應該就是傳說中的黃牛黨了。

　　記者兜里的手機再次響起，拿出剛要接聽對方卻掛掉了。一個個子不高皮膚黝黑，大約四十歲的婦女向記者走來，就在與記者擦肩而過的瞬間，她把一張火車票迅速塞進記者手里，記者也把事先準備好的300元錢給了她，前后不過幾秒。

　　記者拿到的是北京至日照的T51次硬臥票，原價224元，黃牛加價76元。

　　這是一個購票相當難的車次。為了順利買到票并同時接近和了解黃牛黨，記者是在朋友的引薦下，與資深女黃牛余彩電話取得了聯系。拿到票以后，記者表示希望邀請她到肯德基喝杯飲料吃點東西順便聊聊。她立刻警惕起來，盤問記者是干啥的。記者只好解釋自己是搞社會研究的，只不過對黃牛黨這個行當好奇，沒有任何惡意。也許是熟人介紹的緣故，余彩最后爽快地答應了。

　　并不是每個人一提到倒票的黃牛黨都會痛恨得咬牙切齒，介紹記者認識黃牛的這位朋友就不。不僅不，她內心甚至還有幾分感激。因為從2006年開始，她每年春節前回老家黑龍江佳木斯的臥鋪票基本都是通過黃牛搞到的，雖然每次加價60元到200元不等，但和全天在火車站擁擠的人群里排隊等票的煎熬相比，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從北京至佳木斯的火車每天只有K339一趟。“因為車次稀少，一到春運那真是一票難求。”這位朋友告訴記者。今年也不例外，從1月10日開始，她就提前開始通過網絡和電話查詢，她想預訂1月25日至31日任何一天K339的硬臥或軟臥，結果讓她大失所望，所有的票早就賣光了。但她并沒有感到驚慌和絕望，她手里還握著最后一張底牌，那就是找余彩買高價票。

　　多次的買票經歷讓她和余彩之間似乎已經建立了某種信任，她甚至還主動把余彩介紹給另外一些想回老家卻同樣購票無門的老鄉。事實上，余彩的黃牛生意網也正是靠買票者的口碑慢慢建立起來的。

　　黃牛黨就是個小社會

　　據中國社科院白皮書介紹：黃牛黨最紅火的時候，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約有票販子上萬人。北京黃牛黨基本由四大群體把持：勢力最大的是東北幫，約占總人數的1/3，河南幫排序第二，河北幫排位第三，安徽幫排位第四。黃牛黨按身份也可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在原籍失地的農民；第二類是下崗或失業的職工；第三類是有前科的逃犯、吸毒者或刑滿釋放的社會黑戶；第四類是其他閑雜人員。

　　“我承認做黃牛既不光彩也不合法，但沒有誰生下來就愿意做黃牛，我也是被逼無奈。”余彩嘆口氣說。

　　余彩原來從安徽農村來京當保姆，因父親患重病缺錢才被老鄉帶入行。她先是跟著一個老鄉“慧姐”學徒，賣出一張票“慧姐”分給她10元至30元的抽成，俗稱“砸干棒”。由于缺少資源，只能靠自己冒險在車站內外搭訕詢問，運氣好的時候一天能賣兩三張，運氣不好兩天都不開張，一個月下來也就賺千把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