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利益的日益分化和社會的急劇變遷，社會糾紛大量涌現，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在社會控制機制相對滯后的情況下，如何提升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盡可能地在可控范圍內化解社會矛盾，解決社會糾紛，就成為當前改革與發展的當務之急。

　　從世界范圍來看，20世紀60年代以來，鑒于糾紛解決問題的重要性，糾紛及其解決機制日益成為各國學術界，特別是法社會學、法人類學、訴訟法學等學科的重要研究領域，涌現了一大批文章和著作，汗牛充棟，成果斐然。在諸多的糾紛解決成果中，山東大學法學院劉加良博士的新作《當下中國糾紛解決的基本立場》，從中國當前社會的轉型特征入手，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特色糾紛解決機制和當前法治建設時期的常規糾紛解決機制，在對二者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當前中國社會的糾紛解決應當堅持建設性、實踐性和本土性的基本立場。該書分“特色機制的實效化：注重傳承與應勢創新”“常規機制的良善化：宏觀聚焦與微觀研討”和“學理支持的強力化：增強指引與適時反制”三編，集中探討了我國當下理論需要闡述的人民調解制度、馬錫五審判方式、民事督促起訴制度和民事執行中的審級控制制度。該書既有宏觀層面的關于糾紛解決的頂層性設計和深層次思考，也有具體而微的制度設計和意見建議，不論是對學術界還是實務界，都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借鑒意義和實踐參考價值。

　　轉型中國糾紛解決研究必須堅持建設性立場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無缺的，法律制度也不例外。相比較其他制度，法律制度更具有概括性、抽象性和滯后性的特點，很難與轉型時期急劇發展的社會現實一一契合對應。因此，法律制定出來之后，如何在穩定、權威而相對滯后的法律文本與急劇變革發展的社會現實之間保持微妙的平衡，一直是學術界和實務界共同關注的問題。

　　由于工作背景和思考角度的不同，學術界和實務界在如何消弭法律滯后與社會變革之間的緊張關系上往往持有不同的立場：一般而言，學術界往往從法律制度的頂層設計角度出發，希望一勞永逸地制定出一部完美無缺的法律，當法律滯后于社會現實的時候，又寄希望于大規模修改法律，甚至是推倒重來。而實務界則更多側重于具體制度的改進和完善，他們認為設計得再完美無缺的制度在現實中也可能會遇到立法者無法預料的問題，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探索和完善。該書中，盡管也有頂層設計意義上的立法建議，但是更多的是秉持一種建設性思維，是立足現實基礎上的對當前中國民事糾紛解決問題做出的理性思考和冷靜判斷。

　　該書作者在書中明確提出：“值此轉型關鍵期，對糾紛的消極作用更應被清醒地認知和冷靜地判斷，健全相關解決機制的必要性更應被普遍認同，針對特色機制和常規機制的區別性行動方案更應被建設性地提出。”因此，該書從始至終充斥著一種建設性思維，盡管也有不少對現實制度的批判，但這種批判本身也是積極性的、建設性的，而且提出的意見建議也積極可行的。這些對策性建議反映了學者對實務問題的理論提升，不僅對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對實務操作更具有指導意義。

　　轉型中國糾紛解決研究必須堅持實踐性立場

　　法學乃實踐之學，法律的生命力也來源于實踐。作為一種規范形態，訴訟法必須具有適用性，在法治建設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但是，由于認識上的誤區，很多立法都是堅持“宜粗不宜細”的立法方針，很多訴訟立法的效力僅僅停留在規范層面，在實踐中并沒有得以充分彰顯。

　　從理論上看，法律的價值首先應該體現在法治建設的實踐上，離開了法治實踐，法學理論與學說只會淪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法律只有面向鮮活的社會現實，才能源源不斷地從社會現實中汲取充分的營養，保持其理論之樹常青。作為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法律在解決糾紛、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推動發展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民事訴訟法學尤其是糾紛解決學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應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

　　該書以我國社會轉型為背景，集中探討了我國當下社會矛盾的法律解決之道，該書作者采用實踐主義的進路，既契合了當下的司法實踐背景，又審慎提出了完善的路徑。該書作者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實踐取向，同時對在實踐中產生的理論問題具有敏銳的學術嗅覺，例如，其對獨具中國特色、被譽為“東方經驗”的調解制度的研究就體現出了鮮明的實踐主義的價值取向和面向實踐的基本立場，正如該書作者所言，該書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種“進行面向實踐、立場明確的精細研究，并嘗試證明在不如意的現狀下努力進取之可行，以盡可能消除情緒化的指責與習慣性的失望所帶來的不良影響。”

　　轉型中國糾紛解決研究必須堅持本土性立場

　　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廣闊、發展失衡的傳統國度里，如何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法治國家一直是法學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關心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該書提出了本土性的基本立場：在注重傳承的基礎上，對現有的制度進行應勢創新。因為，“文化是制度之母”，任何制度要想在實踐中獲得良好應用，必須要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在法治社會中，訴訟自然成為解決糾紛的主要場所。但是訴訟本身要消耗大量的社會資源，同時使得雙方的關系處于一種對立狀態，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和諧文化。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時期，隨著利益糾紛的增多，民眾之間的糾紛也日益增多，這種情況下，單靠訴訟予以解決，法院不堪其累。

　　因此，我們需要轉變思路，由以前的通過司法解決糾紛轉變為以調解為主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尤其是要大力發展非訴糾紛解決機制。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泛指訴訟程序之外的其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主要包括調解、仲裁、行政裁決、督促程序等，其中，調解是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糾紛解決方式之一。基于這種本土文化傳統的影響，該書專門創設一編作為第一編“特色機制的實效化：注重傳承與應勢創新”，詳細介紹了人民調解制度、人民陪審制度和民事檢察制度等獨具中國特色的制度，這些制度都是扎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立足于中國社會發展實踐產生的中國特色制度，在域外無法找到功能相近和構造相似的類似制度。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本土化的制度更具有研究的價值和必要。如果能在積極吸收傳統文化和制度營養的基礎上，構建起一套獨具中國特色的、不同于西方訴訟為主的糾紛解決模式，那么該書所倡導的本土化研究立場將功不可沒。(秦強 作者單位：全國宣傳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