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是不確定的，很多地方的書記兩三年一換，張書記說往東發展你就往東買地，新來的李書記說往西發展你就往西買地，買來買去節奏跟上了，算是對了，投資成功，但節奏跟不上就白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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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會上，有一個外國學者在教外國企業家如何在中國做生意。他第一個問題是：你到中國做生意，你要找誰？大家的答案五花八門，找合作伙伴，找律師，投資服務咨詢公司等等。老師的答案是都可以找，但關鍵是要找書記，找到書記就好干了。據我了解，中國很多企業家到某地投資，是因為跟那個地方的書記關系好。

　　在這種情況下吸引外資，會吸引很多偏好權力經濟的企業家。如果中國努力改為法治經濟，用法治的辦法而不是權力的辦法來吸引外資，反而會讓已經進來的偏好權力經濟的外資企業家叫苦連天。而吸引偏好法治經濟的企業家還有一個過程，這無疑會影響中國的投資環境。

　　那么，如何讓中國的經濟吸引到偏好法治經濟的企業家及其資本呢？在這個方面，我想清朝吸引外資的設計可能是正確的。我在紐約證交所看到過中國清政府發的第一張股票，面值100英鎊，為什么清政府喜歡到美國發行股票籌資而不是中國自己籌資呢？中國古代皇上沒有錢找達官貴人捐資，達官貴人說我沒有錢，皇上說我自己帶頭捐，把愛妃的東西都拿出來進行捐，但歷史表明這種捐款并不是投資，而是皇上和大臣親自投資，更是權力經濟，而不是法治經濟。所以吸引外資比皇上帶頭捐款要好。

　　為什么在美國融資用英鎊計價？一方面清政府不太相信美國的紐交所，也不太相信英國的國王，但至少可以用大英帝國制約一下美國的紐交所，中國畢竟是在一個陌生的世界籌款，要那么多錢，大家都是英鎊投資，美國是一個國際市場，用英鎊也可以，用美元也可以。在清朝的皇上、大臣和企業家都會選擇利用海外的法治經濟，而且知道用權力制約權力，他并沒有說要給美國總統送點什么東西，給英國女王送點什么東西，只要在英美法系的法治框架之內，清政府很容易就能夠融到紐約證券交易所投資家的資金。這說明，利用海外的法治框架來吸引海外的偏好法治的企業家，而不是直接利用中國的權力經濟來吸引海外投資，是多么重要。偏好法治的海外企業家和資本，到中國后會很好地促進中國的法治經濟的進步。現在的經濟特區，以及開發區、自貿區，然后是整個中國的經濟，都可以通過海外的法治框架吸引海外投資，從而促進中國的法治經濟，并起到替代偏好中國權力經濟的企業家和資本的作用。

　　當然，關鍵還是中國企業家的選擇。中國企業家從短期來說，都喜歡找書記，找到了書記，然后根據與書記關系的親疏來投資。這在短期有穩定性，但長期就會增加不確定性，有投資風險。因為權力是不確定的，很多地方的書記兩三年一換，張書記說往東發展你就往東買地，新來的李書記說往西發展你就往西買地，買來買去節奏跟上了，算是對了，投資成功，但節奏跟不上就白買了。這是實際存在的，這就是權力經濟的風險。政府說要擴張投資，和書記好的企業家很快獲得了投資，擴大了生產，但債務率上升了。當宏觀經濟過熱的時候，政府要控制投資，正好書記又換了，其結果就是變成了削減產能的對象，說好能夠續期的貸款被抽回，資金鏈斷裂，企業陷入困頓。長期來說，企業要穩定發展，穩定、健康的法治是其長期穩定發展的基本條件，中國企業家無論如何在心里、在理論上，都是會喜歡法治經濟的。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市場經濟是企業家的經濟，也必然是法治經濟。投資法治經濟，是一個企業家很重要的職責。因為投資法治，投資于各種各樣對法律有利的因素，就是投資企業家自己。這對當代的企業家來說，也是開創歷史的機會。

　　這個機會，相對于簡單的商品經濟，相對于容易弱肉強食的股票市場，尤其是房地產市場、采礦市場來說，是比較脆弱的。因為這些個市場，都容易受權力影響，而且很多東西本身就是權力掌控的。商品經濟，過去有很多配額，而且做買賣往往需要場所，這些場所都是權力控制和配置的。股票市場是徹底自由的經濟，但股票上市是高度管制的。房地產市場更不用說了，從土地到建設指標和標準，都是權力控制的。礦產，尤其如此。不過，現在的好處是這些領域的產能都出現了高水平的過剩。過剩產能條件下，權力對經濟的控制作用越來越少，這個時候顯然是強化法治經濟的時候。如果能把權力放在過剩產能的汪洋大海里，和把權力放進籠子里的作用，顯然是差不多的。

　　在互聯網時代，這個形勢顯然更加好了。為什么？因為互聯網新經濟是一個沒有資源的經濟，這個經濟不要土地，也不要采礦權。其間，勞動力是很貴的。勞動力越貴越不涉及管制成本，這個經濟的供應也是非常過剩的。權力很容易輕松介入互聯網經濟，但權力不知道從何管起，即使管了，很多情況下和沒有管差不多。權力對互聯網經濟的管理很多都是象征性的。顯然，互聯網經濟天生具備法治經濟的特征，當然這個法治經濟的基礎不是以權力為基礎的法治，而是以技術為基礎的法治。互聯網技術，給互聯網金融、互聯網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性的技術基礎。比特幣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想企業家如果能夠抓住這個機會，從技術入手，強化互聯網新經濟的技術規則，然后在此基礎上向實體性的法治經濟發展，無疑可以讓中國經濟加快從權力經濟向法治經濟的轉型。

　　這就是中國權力經濟轉向法治經濟的邏輯。希望這一理論的邏輯，也是現實的邏輯。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毛壽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