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信息中心 李洪俠

　　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低于全國投資平均增速，且“剪刀差”呈擴大態勢。前5個月，民間投資增速比全國投資增速低5.7個百分點，而去年底則是高于全國投資增速0.1個百分點。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的背景下，民間投資放慢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相關研究給出很多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是四個方面：因壟斷或“玻璃門”“彈簧門”存在，很多領域民企不能投；因經濟環境差，利潤水平低甚至虧損而不愿投；因各類環境因素導致預期不穩而不敢投；因融資難融資貴而無力投。應該說，絕大部分分析都有其道理，但大都就事論事，似乎難以解釋為什么單單今年“剪刀差”加速擴大。

　　仔細研究，上述四個方面的解釋暗含了一個假設：民營投資放慢的“因”，導致經濟下行的“果”。而事實上，投資是企業的微觀行為，理性的企業總是要在經濟大環境下根據投入產出比做出投資決策。民間投資的主體市場化程度普遍偏高，其決策與宏觀環境相關性更高。可見，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在邏輯上是民營投資放慢的原因。這一點可以從更長一段時間數據中得到佐證。2011年民間投資和全部投資分別增長34.2%和23.8%，此后一路下滑到今年前5個月分別增長3.9%和9.6%。今年民間投資回落引起了關注，但這不是剛出現的新問題，而是幾年下滑態勢的延續。看待今年投資“剪刀差”擴大現象應放在上述大背景下。

　　觀察近幾年的數據還發現，寬松政策對民營投資刺激作用遞減。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出臺的4萬億刺激政策作用下，2010年-2011年整體經濟環境相對寬松，民間投資積極性較高，隨著前期刺激效果消失，2012年初全國投資和民間投資出現下滑，當年寬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縮小了非民間投資下滑斜率，不過原本較快的民間投資增速則大幅下行。2015年后調控政策力度顯著增加，但因為市場大環境欠佳，民營企業無法盈利，甚至生存受到威脅，民間投資和其他投資增速已基本一致。今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繼續回落，而財政資金支撐的非民間投資卻并沒有回落得太快。

　　因此，“剪刀差”擴大的背后隱藏的是另外兩個問題：拋開政策作用，為什么投資增速持續回落？為什么寬松政策下的非民營投資對民間投資帶動作用不斷減小？

　　投資增速持續回落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經濟結構持續升級的必然結果。一方面，近年來傳統重資產行業產能過剩，去產能穩步推進；另一方面，第三產業占比不斷提高，互聯網和物流等新技術、新業態發展顯著減少新增固定資產需求，企業經營活動普遍向輕資產方向轉變。以廠房、機器等為主要內容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是自然的結果。二是近年來投資基數不斷擴大，2015年投資規模已經是2010年的2.3倍，即投資增速回落一半的情況下，新增投資額也與五年前基本相當。三是投資回報率下降影響投資積極性。經濟大環境欠佳，外部需求不足，國內經濟競爭力不強，原有投資領域的收益率下降，又缺乏新的投資領域，導致投資增速整體回落。多項研究表明，目前我國投資回報率不足3%，比國際金融危機前8年平均水平低5-7個百分點。

　　除了上述三個原因，民間投資快速回落還有兩個原因，一是預算軟約束的非民間投資對民間投資存在一定擠出效應。在國內實業投資回報率下滑到臨界點的大背景下，非民間投資因為預算軟約束，可以依靠低成本的財政資金和類財政資金增加壟斷行業投資，或者房地產等競爭性領域投資。相反，民營投資預算約束剛性，不能不顧投資效率進入競爭性領域，更無法進入壟斷領域，被迫減少國內實業投資，由此對民營企業帶來較強生存壓力。今年一季度法院系統受理的破產案件同比增長52.5%。二是PPP機制落實不到位影響政府投資的帶動效果。現有合作機制下，民間投資應有的收益難以得到保證，盡管非民間投資不斷增加，但對民間投資的吸引帶動作用有限。這樣看，“剪刀差”的原因不在于民間投資增速過低，而是非民間投資的增速偏高。

　　如前所述，投資大環境是民間投資持續下滑的主要原因，投資增速下滑有其合理性。是不是民間投資增速就不該也不能提高了呢？

　　與國內民間投資增速回落相對應的是，民間資本近兩年對外投資增長迅猛。全球金融數據提供商迪羅基公司數據顯示，在2015年我國企業海外并購投資創歷史新高的基礎上，今年一季度并購額達922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已成全球跨境并購的最大收購國，規模占比達到30%。其中，民營企業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力軍，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占據全球價值鏈高端。僅2014年，中國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就比上年增長295%，占當年總投資案例數的69%。顯然，民間投資能力依然旺盛，“逐利是資本的本性”規律仍然有效，加快民間投資有能力有基礎，關鍵是要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提高投資回報率。

　　非民間投資對民間投資有一定擠出效應，是不是具有政府背景的非民營投資不該增加呢？也不是。因為，理論上，政府的一個關鍵職能是彌補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首先表現為經濟總量不均衡、結構不合理，極端表現為經濟危機。目前世界經濟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階段，急需政府背景的投資補上市場的缺位。現實中，也存在政府投資增加改善民營企業市場預期，帶動民間投資增加的成功案例。關鍵是，政府投資要選準投向，要形成科學的PPP機制。

　　增加投資的關鍵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兩只手”相互配合，補位而不越位，同時切實抓住主要矛盾，突破主要限制，改善國內行政、經濟、法制等投資環境，最大限度保護民間投資合理利潤空間，不斷提高投資回報率，減小國外大環境欠佳的不利影響。

　　一是改善行政環境。在企業盈虧平衡點附近，即使增加很小的成本也可能改變企業的決策。近兩年盡管國家不斷加大簡政放權力度，但在企業直接接觸的基層政府層面，效果并不明顯，這成為影響企業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要通過機構改革，行政人員壓縮，運用現代技術，強化改革考核和政府權力監督等多種舉措，使簡政放權效果盡快轉變成企業的利潤空間。

　　二是改善經濟環境。關注投資總量更應關注投資結構，關注速度更應關注效率，關注近期增長更應關注長遠效益。財政投資要著力于補短板，如投資重大科技研發、重要公共基礎設施、農村公路、各類教育等領域。防止非民間投資大量涌入競爭性領域，擠出民間投資，扭曲市場機制。切實完善PPP機制，制定實施相關法律，保證民間資本在與政府和國企的投資合作中平等參與、獲益。加快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確保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基礎上，降低民間資本進入的不必要門檻。加快推進壟斷領域改革，擴大民間資本的投資領域。“營改增”等要考慮民營企業的特殊性和政策穩定性，特殊行業可設置一定時期的過渡性安排。

　　三是改善法制環境。制定實施市場秩序方面的法律法規，確保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嚴格現有法律的執行，強化事中事后監管和問責，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建設完善的信用環境和法制環境，形成完善的社會信用網絡和失信違約懲戒體系，消除銀行為民營企業融資后顧之憂，降低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