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勞動力參與率，特別是農民工非農產業的參與率，是保持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戶籍改革，加快戶籍人口城鎮化是一個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遏制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一個重要方面。

　　●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新成長勞動力數量逐年下降，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將明顯放慢。根據預測，這個數字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將以1%的速度遞減，這必然導致勞動力總體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慢下來，表現為同期我國人力資本總量（勞動力總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一個因素。

　　●挖掘全要素生產率潛力的關鍵，在于消除現存的妨礙創造性破壞機制作用的體制障礙，通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競爭政策和發育生產要素市場。改革既要創造退出的制度環境，讓那些沒有競爭力的僵尸企業消亡，同時創造新生企業進入和創造的必要條件。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日前在參加由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和天津財經大學共同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5”作主旨演講時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上創新發展應該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面。而目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減慢，出現這種情況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因素和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趨勢。

　　四方面因素導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減慢

　　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今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央關于“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也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第一條就是創新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上創新發展應該體現在哪里呢？蔡昉認為，在這個特定的、新常態的發展時期，應該體現在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面。“我們現在也看到一些和我國發展階段相關，并非周期性的因素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減速。介紹這幾個趨勢，從中引申出結構性改革為什么是供給側，應該在哪幾個方面著力。以改變這些因素的變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趨勢。”

　　蔡昉認為，導致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因素有四個：

　　第一個因素是勞動力轉移速度下降。在研究全要素生產率時，一類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也就是把原來沒有用好的資源，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帶來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另一部分是其他全要素生產率技術進一步改革帶來的效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進行重新配置帶來的效率。

　　對于中國來說，在過去30多年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在2009年，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17%，其中有8%是來自于勞動力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的重新配置。也就是勞動力從剩余狀態，從農業轉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這個貢獻率是在當時外出農民工大約每年增長4%的情況下做到的。一旦勞動力轉移速度減慢，這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將弱化，事實上這個速度已經放慢。這不是周期性問題，它和中國人口的變化相關。經過多年勞動力的轉移，農業勞動力比重已大幅下降。中國統計年鑒的口徑是，2014年中國務農的勞動力比重大概只有19%。是什么人在不斷從農業中轉移出來？是新畢業人口，就是16到19歲的初中到高中這段畢業及肄業的學生，他們是每年農民工的主體，無論從常住人口還是從戶籍人口的口徑看，農村16-19歲的人口都在2014年達到峰值，從2015年開始乃至以后就是負增長。早些年大概每年增長4%，去年農民工增長速度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這種勞動力轉移速度的顯著下降必然導致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的放緩。

　　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顯示，我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潛力絕非就此喪失殆盡。根據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在農業勞動力比重下降到20%之后，它還會保持比較快的下降速度，一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會平緩，因此讓農民工外出打工還是有潛力的，但是更重要的潛力是，現在農民工進城以后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基本保險，沒有基本公共服務，勞動力供給是不穩定的，提高勞動力參與率，特別是農民工非農產業的參與率，是保持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快戶籍改革，加快戶籍人口城鎮化是一個重要的改革方向，也是遏制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導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放慢的因素是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巴里·艾肯格林教授的研究認為，人力資本是全要素生產率的重要促進因素，一個國家越是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積累水平，越有助于防止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現在中國的人力資本改善速度開始放慢。為什么？根據中國的國情，新增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稟賦明顯高于存量勞動力。因為年齡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而新增勞動力人力資本高，因此只要新增勞動力每年是增加的，就會不斷改善整體人力資本。反之，如果新增長勞動力增長速度放慢，甚至是負增長，那么人力資本的改善就可能放慢。隨著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新成長勞動力數量逐年下降，人力資本改善的速度也將明顯放慢。根據預測，這個數字在2011-2020年期間每年將以1%的速度遞減，這必然導致勞動力總體人力資本的改善速度慢下來，表現為同期我國人力資本總量（勞動力總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一個因素。這對我國人力資本今后發展是不利的。因此，為了防止全要素生產率減慢，也為了防止人力資本本身對經濟增長貢獻下降，我們必須要有大的思路，采取非常的措施，讓人力資本得到迅速提高。

　　第三個導致全要素生產率下降的因素是投資率太高。全要素生產率歸根結底反映的是生產要素的利用率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種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壞了與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資源的閑置與浪費。經濟年鑒顯示，2009年我國的投資率是46%，白重恩教授的研究發現，這個水平比不包括中國在內的20個最大經濟體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從那以后，一方面，由于我們應對金融危機實施了大規模刺激政策，投資率又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力短缺，工資成本上升，我們采取了大量用資本替代勞動的措施，也導致資本勞動力的顯著提高。這些因素導致今天的投資率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提高。

　　過高的投資率產生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從結果來看，過度投資以及與之相伴的產能過剩，造成資本利用率和投資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從實施方式來看，過度投資往往與大規模刺激政策相聯系，傾向于集中在壟斷行業和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對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領域，以及具有創新潛力的新成長企業，產生投資的擠出效應。

　　目前我們做的是兩步，一步是對存量做傷筋動骨式改革，從需求側刺激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杠桿率和消除過剩產能，第二步是，從機制體制上采取足夠大的措施，讓新增量不要產生，否則這個問題會繼續延續下去。在特定階段，沒有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就沒有GDP的增長。

　　第四個是“創造性破壞”過程被阻礙。在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加速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加速的發展階段上，一個提高效率的源泉就是“創造性破壞”。創造是創造新的企業，新的產業，新的經濟增長源泉，而創造的這些東西既然新，就意味著是脫穎而出的，是異軍突起的，對它來說是全要素生產率使它能夠脫穎而出，因此創造是帶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因素。破壞也是帶來全要素生產率一個重要的因素，因為破壞了這些生產率表現不好的企業，不好的產業，不好的投資領域。創造性破壞的過程恰恰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破壞”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而“創造”卻需要有相應的制度條件和政策環境。

　　當前一個困擾中國經濟的問題就是僵尸企業。僵尸企業的含義就是指一些企業，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靠補貼生存，它們占用了大量的資源和生產要素，但是已經不能正常使用這些資源，因此這個生產率極低，有一些是負數。在這種情況下，“破壞”本身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一個重要來源，因此“創造性破壞”兩者加起來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我們恰恰處在這樣的發展階段。但是，現在有一些體制性的障礙，在妨礙著創造，新生的企業不能得到應有的支持。另外還有一些壟斷性企業，由于就業的原因，由于要保GDP、保稅收，不愿意讓它們死亡和退出，妨礙了它們的破壞過程，也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

　　挖掘全要素生產率潛力的關鍵，在于消除現存的妨礙創造性破壞機制作用的體制障礙，通過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競爭政策和發育生產要素市場。改革既要創造退出的制度環境，讓那些沒有競爭力的僵尸企業消亡，同時創造新生企業進入和創造的必要條件。與此同時，通過社會保障，保證工人的基本生活，有更好的機會轉崗進入新的崗位中去。目前在沒有這種機制下，全要素生產率必然減慢。

　　總的來說，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速度的減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因素和內在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該趨勢。

　　為什么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世界大企業聯合會和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全世界都面臨著全要素生產率減慢的過程。聯合會的數據顯示，全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從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而截至2014年的最近三年則在零增長左右徘徊。中國恰好和這個數字重合，在這個階段全要素生產率減慢了，但是正像國際上的一些研究顯示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既有共同的原因，也有一些和國別相關的特殊原因，因此我們應該找到我們自己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有特色的因素去對癥下藥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現在有很多人講供給側，但是他們對供給側的概念和我自己理解的不完全一樣。蔡昉認為，新常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速的換擋期。北京大學姚洋教授認為，中國經濟減速有很大原因是需求方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周期性的。

　　“我們發現，過去中國經濟增長幾乎全部來自于人口紅利相關的因素，比如說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力轉移的因素。如果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那么幾乎在所有傳統經濟增長點中都會發生弱化。”

　　蔡昉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對“十二五”期間潛在增長率的預測和現實是一樣的，主要還是經濟增長減速來自于自身的發展階段的變化，這并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把它叫作供給側的問題，是因為比較優勢在喪失，增長源泉在改變，這個時候應該解決的是如何挖掘還存在的人口紅利因素，比如說農民工還沒有完全轉移出來，這就是一個紅利，因此需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此外資本報酬遞減，投資率過高是由一些體制障礙造成的，因此需要金融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和競爭政策的調整，著力于解決資本和其他資源的優化配置，也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未來，唯一的經濟增長源泉就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很多方面，相當多的方面就是因為現行體制的阻礙，因此著眼于這些體制障礙的改革也是供給側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