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實力轉化而更趨向均衡，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更積極主動地承擔責任與義務。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指出，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這是“制度性話語權”概念首次見諸公開的中共高層文件。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執行院長屠新泉表示，這一提法顯示中國將超越“與國際接軌”的階段，進入“在國際上鋪軌”的時代。

　　屠新泉認為，這種變化是當前時代要求的必然。一方面，長期掌握國際話語權的發達國家實力下降，而廣大話語權較弱的發展中國家正逐步崛起；另一方面，現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因不適應形勢發展而產生諸多現實問題，導致國際秩序失衡。

　　形象地說，在中國云南境內有一段長達468公里的昆河鐵路，由法國政府在上世紀初修建，是云南至越南鐵路的一部分。百年前掌握話語權的法國采用了窄軌，但隨著時代變化，其無法與周邊普遍采用的標準軌相接，于是新的“鋪軌”需求就產生了。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對維持國際經濟與金融秩序運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其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模式和規則，同樣壓制了新興經濟體的成長、更合理經濟行為的運作。

　　屠新泉說，這套規則體系并非不好或不對，而是有不適應之處，需要調整，不是顛覆。

　　200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占全球經濟總值比例從7%上升到30%；在金融穩定理事會中，新興經濟體占比已從1／4上升到1／3。

　　在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復蘇作出重要貢獻的今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最大的不公正與不合理在于，占世界總人口七成以上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與自身規模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下旬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時指出：“世界上很多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希望國際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但這并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另起爐灶，而是與時俱進、改革完善。”

　　放眼看去，金融貨幣領域的世界銀行大股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且無法滿足發展中國家有關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發展中國家貨幣代表性不足；貿易投資領域的多邊貿易體制膠著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角力，而區域貿易規則多為發達國家掌控。

　　屠新泉表示，中國有雄厚資本和廣闊市場，在金融貨幣和貿易投資領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仍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根據自身發展經驗，更能了解這些國際經濟新興力量的需求。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第一大引進外資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中國將繼續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堅定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早在2014年7月，習近平在巴西國會發表演講時就曾表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制度性權力和話語權。

　　屠新泉說，中國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將同國際社會一起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金融領域規則體系，也會對發達國家起到一定制衡作用，使其不能忽視發展中國家利益。

　　上月，中國首次在公開場合明確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將據此指導參與全球治理。

　　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在金融貨幣領域更多以“建設性”體現，而在貿易投資領域則更多以“制衡性”體現。

　　中國已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出資設立絲路基金、簽署協議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并謀求在二十國集團、金融穩定理事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組織里與自身貢獻和能力相匹配的權力。

　　中國已與包括東盟、智利、瑞士、新西蘭、韓國、澳大利亞等22個國家和地區達成14個自貿協定，并推動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達成“早期收獲”協議，還在與有關國家共同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中日韓自貿區、中國與東盟的自貿區升級等談判。

　　屠新泉認為這些具體行動都是中國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制度性話語權的部分，是為平衡國際經濟金融秩序、促使其更好發揮作用的負責任之舉。

　　就進一步行動而言，屠新泉表示，明年中國主場的二十國集團峰會是很好的平臺，這一“全球經濟治理董事會”將為中國提供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舞臺。

　　由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1998年草擬的多邊投資協定未達成，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也未能將投資議題納入多邊談判議程，因此國際上現今并無系統而統一的多邊投資規則。

　　“國際投資規則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制度性話語權有所為的突破口，”屠新泉說，“中國若積極推動金磚國家談判簽署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新型投資協定，將有效提升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話語權?！?記者 劉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