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的負面因素仍在上升積聚，面臨各種干擾破壞，中國的正當發展權利遭到無理打壓，中方的核心利益不斷受到挑戰。”
日前，王毅外長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直言不諱，強調美方不要干涉中國的內政，不要打壓中國的發展，不要在涉及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上踩踏中方的紅線。
這一系列表態被不少觀察人士解讀為“話講得比較重”，畢竟在抵達上海后，布林肯還專門就中方所謂“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和“非市場經濟行為”提出關切。
（一）
常有人言，美國人越攻擊中國什么，越說明那個就是中國的巨大優勢。
前陣子訪華期間，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再提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卻讓更多人看到了中國這些年在新能源領域所做的技術攻堅、產業革新，認識到了中國人的戰略清醒與遠見。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與歐盟官員會晤時放言，“在中國非常高效的經濟制度面前，我們的經濟體正艱難生存。”言外之意，西方經濟體系與中國正當競爭起來不是對手，這節骨眼上就“不要講江湖道義了”。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一向擅長抨擊中國制度低效的西方政客，為了拉攏盟友，也忍不住說實話了？
這顯然不是禮節式地伸出大拇指說“China OK！”，而是“論據為真、結論為假”的迷惑性更強的捧殺。這種有“技術含量”的進攻手段，恰恰證明：一些西方政客并非沒有認識到自身在產業、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中國制度的獨特優勢。
（二）
對中國的誤讀，很大程度源于對自身的認知偏誤。
美西方骨子里的“西方中心論”根深蒂固，認為西方制度“天命昭昭”“包治百病”，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衡量標桿。
尤其是在冷戰之后，一些西方國家認為，隨著經濟全球化，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模式也必然為世界各國所接受。
基于這樣的“有色眼鏡”，他們剛愎自用，斷言“同時有市場和政府在配置資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遲早要“崩潰”；大玩“雙標”，無視自己進行的“國家調控”、出臺的“產業政策”，動不動就給中國扣“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自我“賦權”，把自己的經濟模式作為“市場經濟”的樣板，沒有照抄照搬他們那一套的中國就成了“非市場經濟”……
但歷史和現實卻一次次證明，真正有問題的，是西方經濟自身的運行機制。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金融資本過度逐利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根本沖突，以及政府監管的嚴重缺失，也反映出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實踐的危害。
彼時，對這場危機負有責任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稱，他處于“極度震驚和難以置信”的狀態，因為“整個理智大廈”已經“崩潰”，他“不敢相信自己對市場的信念和對市場是如何運作的理解是錯誤的”。
后危機時代，西方經濟長時間陷入停滯，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大行其道，逆全球化暗流涌動，世界經濟向何處去、經濟全球化朝何處發展，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心和思考的問題。
（三）
“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
如果說西方一直在全世界推銷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那么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因為擺脫了這種迷思，大膽探索，走出了一條符合自己國情民情的成功之路，創造了“當驚世界殊”的發展奇跡——
改革開放40多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79億元增長到超120萬億元，占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8%上升至18%左右；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71元增長到33036元，增長了190多倍……今天的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居世界第一。
中國制度、中國道路引領的超凡實踐，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的解釋范疇，顛覆了美西方的陳舊認知，也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觀察、思考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樣本。
恰如“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所言：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讓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國家視為可效仿的榜樣。
（四）
談到中國經濟的優勢、中國市場的吸引力，總繞不開人口紅利、低成本勞動力、“世界工廠”等詞匯。
可在本質上，一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在微觀意義上表現為內涵于產品之中的成本競爭、技術競爭，在宏觀意義上卻是制度競爭、戰略競爭。
世界經濟大浪滔滔、波譎云詭，學者們用不計其數的案例表明，邁向現代化的每一步，每一項改革與創新，都會涉及制度的調整、利益的重組。越是重大的、深刻的改革，涉及的范圍越大、利益也越復雜，稍有不慎就可能“停車”乃至“翻車”。
中國經濟增長何成奇跡、改革何以高效？最根本上還是有制度的強力支撐。
一張藍圖繪到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長期執政，使我們能夠不為眼前利益所干擾，善于審時度勢，化危為機。同時，也能為經濟發展和全體人民的利益樹立中長期目標，一茬接著一茬干、一棒接著一棒跑。反觀一些西方國家，政黨“輪流坐莊”、黨爭壓倒一切，各黨派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且新人不理舊賬，政策幾年一翻篇，遇事動輒陷入“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內耗撕扯，大戰略、大工程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集中力量辦大事。市場經濟具有靈活高效的優點，但也存在自發性、滯后性的缺點，在解決關系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重大戰略問題上有明顯不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以充分發揮政府作用，從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有效配置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新中國75年一路走來，之所以能夠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快速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能夠走完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
兼顧公平與效率。公平和效率的矛盾是市場經濟發展必須面對的棘手難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基礎、以實現人民的根本利益為目的，既能保證市場機制的效率，又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供物質基礎和體制保證。
《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甚至產生個“古怪的想法”：要是美國能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做一天中國”，是希望“在這一天里，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克服難以迅速作出重大決策的制度弱點。
（五）
除了一些有識之士，那些批中國批得最狠的人，又何嘗不是在天天“研究”中國？
但從所謂“競爭不過中國”的話語里，我們不難發現，正是中國制度的優勢讓他們焦慮、狂躁。
他們前腳剛大呼“中國威脅”，轉過身就大談“中國行將崩潰”，種種話語看上去雖混亂不堪，但目的其實非常明確，那就是試圖通過輿論戰、認知戰，侵蝕我們的自信，擾亂中國社會對中國經濟的預期，動搖世界各國對中國發展的信心。
話語陷阱，不容小覷。去年2月，美國《戰略安全》雜志曾刊文明言：“認知操作可以是擴張的工具，甚至可以通過改變目標群體的觀點、價值觀和利益來實現特定的殖民化。”
史料表明，1985年以后蘇聯改革最終失敗，進而導致國家解體，與國家的輿論門戶大開，無力回應歐美輿論對蘇聯改革各種蠱惑性、煽動性與恐嚇式的聲音有很大關系。有學者把這一過程總結為：外界的輿論沖擊—國內社會的不穩定情緒—本國反制無力—國內徹底失控—國家解體。
（六）
古語有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競爭從來不應該因為制度不同，就走入零和博弈的死胡同。
如今，冷戰結束已30多年，一些西方國家卻仍然固守冷戰思維，熱衷零和博弈，習慣于從競爭和對抗的視角看待世界。他們對新興力量崛起心存抵觸甚至畏懼，認為新興國家改變了他們的游戲規則，動了他們的“奶酪”。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顯示，中國經濟增速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將帶動與中國相關聯的經濟體增速提高0.3個百分點。中國從沒有從誰手里搶走奶酪，反倒是努力把互利合作“蛋糕”做大，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國人民。
作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市場”“全球經濟引擎”，中國向來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順風車”。我們從不搞贏者通吃、零和博弈的消極對抗，在世界經濟大船面臨西方國家周期性經濟危機掀起的驚濤駭浪時，中國擔當愈發成為重要的穩定錨。
德不孤，必有鄰。
無論是共建“一帶一路”的熱潮，還是各種展會“一位難求”的火爆，又或是當下熱鬧非凡的“春之外交”，都在表明：選擇中國就是選擇機遇，攜手合作才能共贏共進，正成為世界廣泛共識。
（七）
一位西方歷史學家曾說，人們之所以陷入不可挽回的災難，常常是因為自己的愚蠢。
那些身體已進入21世紀，但腦袋還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舊時代之人，正在為這一論斷提供新的例證。
諱疾忌醫，撒潑甩鍋，只會使自己喪失自我反思、自我調節的窗口。
一意孤行，逆勢而動，他們煞費苦心炮制的那些陷阱，也只會成為埋葬自己的深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