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彭邦本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體的宏大格局，“元”即單元，指構成上述宏大格局的各組成部分，亦即并存于其時東亞大陸的許多區域或族群及其文化。這一多元一體格局在上古亦有一個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古老歷程，三星堆文明，就是上述古老歷程格局中的重要一元。

　　三星堆文明遺址上承新石器時代晚期地層，下與成都平原的金沙-十二橋遺址前后相繼(其間在商周之際一度并存)，文化面貌和風格大體一致、脈絡相續，因而應該完整地稱為三星堆-金沙文明，是先秦時期位于我國大西南的早期文明共同體。學界通常亦將其與文獻記載的蠶叢、柏灌、魚鳧、杜宇等先秦蜀地王朝相聯系，習稱古蜀王國，大體存續于商周時期，與其時并存的中原和其它一些區域文明體一樣，很早就逐漸以多元格局共同構成了秦漢以降大一統中華文明洪流的眾多源頭，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學術研究價值。

　　據古代蜀地本土文獻《華陽國志·蜀志》記載，先秦古蜀王國地域曾經相當廣遼，其地“東接于巴，南接于越，北與秦分，西奄峨嶓”，亦即在四川盆地內大體以涪江一線與巴國分界，西邊已經深入川西高原，北邊抵達秦嶺，南邊已鄰接后世中越邊界，地域相當遼闊，族群眾多。該書其后又詳述杜宇王國時期的疆域“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這顯然是一個地域遼闊、跨生業和生態區的政治文明共同體，亦即以杜宇氏甚至更早的魚鳧氏王朝為共主的邦國族群聯盟。這個描述與考古發現揭示的三星堆古蜀文明輻射范圍大體能夠形成宏觀互證。三星堆古都的城址面積約3.6平方公里，而都城所在的整個遺址面積已達12平方公里以上，均為其時東亞大陸一流的規模，足以顯示其作為長江上游和大西南地區文明中心的重要地位。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亦揭示，古蜀王國統治者擁有巨量財富，同樣充分顯示其聚斂范圍實即其治下的疆域族群的既廣且眾。下面謹結合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略作分析討論。

　　漢代班固《漢書·地理志》指出：

　　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

　　此說是有根據的，更早的《戰國策·秦策一》記秦惠王與大臣司馬錯、張儀等討論伐蜀事宜及統一天下戰略時，就明確指出：

　　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

　　可見在先秦時期，作為大西南地區邦國族群聯盟共主的巴和蜀，都屬于華夏視野中的西南夷。

　　西漢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奉漢武帝之命，親赴大西南實地考察后寫成的《史記·西南夷列傳》中，把西南地區的先民大體分為三類：一是“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的農耕定居族群；二是“皆編發、隨畜遷徙，毋常處”的游牧族群；三是介于前二者之間，“其俗或土著，或移徙”的半農半牧族群。

　　無獨有偶，揆諸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眾多青銅人像的發式(包括冠冕等發飾)，可謂與之若合符節。

　　古代所謂“魋結”，即用簪或笄把頭發固定在頭頂，形成錐(椎)形發髻。這是典型的農耕族群的發式或發飾，應為俗語所謂“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定居生產生活方式使然，否則至少對生產很不方便。此類發飾在三星堆遺址中頗為引人矚目，如2號祭祀坑出土的著名青銅大立人像，被許多學者推定為集政教權威于一身的蜀王，其冠冕發式，就是此類椎結定居的農耕族群的典型體現，堪稱其豪華版。農業在農耕文明時代長期屬于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因而這類族群在地理、生業上明顯具有優勢，而其銅像群中青銅大立人像的突出地位，亦恰好反映其居于君臨四方的統治身份。前引文獻中的“江、潛、綿、洛”一帶，正是成都平原為主的古蜀王國核心區，加上所謂池澤云云，正是考古揭示的成都平原自寶墩文化以來即作為稻作生業、生態區的歷史反映。

　　《華陽國志》中“西奄峨嶓”、“汶山為畜牧”的記載，和太史公筆下的“隨畜遷徙、毋常處”的“編發”(被發)者，反映的則是川滇西部海拔較高地帶的游牧族群的發式，同樣在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人神頭像中有眾多反映。這些以游牧為主要生業的族群或邦國，其生業經濟尤其產品單調而不能充分自足，必須要依傍農業族群提供相對完整的生活資料和資源。他們恰好對應著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的編發金石人像，屬于重要與盟邦國或族群，但與共主的關系可能相對疏遠游離，甚至經常可能叛、服無定，反映了早期邦國聯盟的不穩定性。

　　介于定居農耕和游牧族群之間的，是半農半牧族群。他們或者游牧和游耕，或甚至以定居農耕的同時經營畜牧，史籍中稱之為“產牧”生業，多半游動范圍不大。在從事農耕生產時至少需要臨時性地固定頭發，因而在三星堆青銅人像中就有盤發的發式和形象。川滇西部正好位于著名的胡煥庸線旁，和著名考古學家童恩正畫出的半月形文化傳播帶上，地處橫斷山區及其附近，地形地貌和氣候條件復雜多樣，因而也正好是多種生業的族群雜處的生態過渡性地帶，與出土資料和文獻記載提供的歷史信息正好相符。

　　由上可見，三星堆古蜀王國是上古中國大西南地區地域遼闊、族群支系眾多、生業方式多元多樣的早期文明共同體。作為上古大西南地區規模頗大、幾乎整合一方的區域文明共同體，在中國早期文明進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

　　三星堆文明不僅擁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特點非常鮮明。近年來三星堆的重大考古發現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從學界封閉的象牙塔大步跨進廣大公眾視野，相當扯人眼球，除了其重大學術價值和媒體的大力宣傳外，無疑也與其形象獨特多樣的大量青銅造像、金玉器皿和珍貴象牙本身琳瑯滿目、瑰麗多姿、極具神采的觀賞價值分不開。在一個時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之中，像三星堆、金沙這樣既非常重要、又非常好看，觀賞之余又每每激發觀者無窮推測想象的個案確實不很多。這無疑構成了三星堆文明引人矚目的特質特色。

　　對此還是以三星堆青銅人像的發式或發飾出發，對之略加討論。如1986年出土的一件體型不大的青銅人像，其發型整體呈現額發后梳、后發前卷之勢，相當奇特神妙，即使今天看來亦頗具“前衛”風采，反映了三星堆先民審美藝術穿越古今的永恒魅力。

　　又如今年公布的另外三件青銅人像的發型，則以束發而成的發髻沖天而起、極盡高聳為近乎奇怪的鮮明特點，而且三者的造型似乎又各有所不同，不禁令人遐想或猜測其蘊含的政教涵義。

　　除開人物發飾等造型以外，三星堆遺址出土文物中大量動植物造型亦非常精美，如其大大小小的青銅神樹，以及各類飛禽等動物的造型，往往都形象美輪美奐而蘊涵政教深意。與三星堆一脈相生的金沙遺址出土的極為精美、動感十足的“太陽神鳥”金箔，已經成為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標志。而三星堆長達143厘米的金杖，也與其后金沙遺址出土的金冠帶圖像，從內涵到形式可謂形神相承，金杖身上的紋飾包括頭戴王冠的蜀王人像，和鉤喙魚鷹背負戳入魚身之羽箭展翅飛翔的圖案。據研究，戴冠者可能正是蜀王魚鳧氏形象，而金杖應是其王權的神圣象征。

　　商周青銅器系統以鼎、簋等形體莊重的禮器為突出特點，三星堆青銅器則以大量人(神)造像最引人注目，后者以人為本(原型)、栩栩如生的形象，似乎更具有一種“文藝范兒”，應為后世巴蜀文化崇文尚藝風格特質的源頭活水。總之，凡是參觀過三星堆遺址或其博物館的朋友，都不難獲得一個深刻印象，這是一個風格獨特、個性鮮明的早期區域文明。

　　不僅如此，種種跡象表明，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作為上古區域文明，其政治整合的文明發展進程，也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級的程度。例如，由于“沉睡三千年”，年湮代遠，三星堆文明長期不為秦漢以后的世人所知，以至蜀地現存最早的本土史籍《蜀王本紀》亦視古蜀文明如洪荒，甚至斷言其“未有禮樂”。但是，三星堆-金沙的考古發現徹底刷新了人們的認識，其禮制文明的水平應已經相當高，而且以蜀王作為共主，建立起一整套統一秩序規范體系，表現出跨邦國族群的強大整合力度。如前引三星堆2號祭祀坑出土的蜀王銅像，身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既是蜀地邦國族群聯盟的共主，又明顯出自椎結簪發的農耕族群，是迄今為止舉世最高的出土青銅人像。而在與三星堆相隔不過三四十公里的金沙遺址，則出土了一件十幾厘米高的小型青銅人像，其造型風格和極富于特征的手勢等禮容儀態，與三星堆大立人像如出一轍，但腦后卻拖著長長的三條辮子，與大立人椎結簪發的特征迥然相對，顯然出自編發族群。分別出自三星堆和金沙的大小銅人發飾相異而禮容儀態相同，形象生動地反映，在疆域廣遼、橫跨族群和生業生態區的古蜀王國，已經具有相當統一性規約的一整套禮制文明，其政教整合水平已頗高，這與三星堆-金沙遺址及其大量珍貴文物所揭示的燦爛的青銅文明是一致的。

　　須要指出的是，源遠流長的古蜀文明不僅有非常鮮明的風格特色，而且與商周為代表的中華上古文明存在深刻的關系，很早就接受了中原文化和文明的影響，并且長期存在互動聯系，是中華早期文明多元互動、趨于一體的宏闊進程中的一元。《史記·五帝本紀》記載：

　　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陽，高陽有圣德焉。

　　“若水”即川西高原上著名的雅礱江，在今攀枝花市境內匯入金沙江；而青陽所降居之“江水”，則指岷江是三星堆和金沙遺址代表的古蜀文明的母親河，因而唐朝司馬貞《索隱》才徑謂“蜀有此二水也”。其實，關于黃帝二子“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之說并非司馬遷的原創，實源出先秦典籍《世本》和《大戴禮記》，其文字甚至基本照抄自后者的《五帝德》及《帝系姓》。近年來在岷江上游等地發現的馬家窯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彩陶，從宏觀歷史進程印證了這一傳說，揭示了距今5000年左右，黃帝族群的兩個重要支系從黃河流域輾轉遷徙蜀地、構成了古蜀先民來源之一的信息。史前以至商周時期，源自黃河流域等巴蜀域外的蜀地族群當然不止上述兩個支系，但因為以成都平原為核心區域的古蜀王國僻處大西南，因而在以后由于長期遠離于中原文化而成為夷狄之邦。這就說明，東周尤其戰國時期華夏國家視野中的所謂“戎狄之長”的古蜀國族，實與華夏又有著極為古老的淵源關系，可謂同源異流，并在先秦時期又與中原國家長期存在過互動聯系，從而與華夏文明可謂血脈相通，長期存在深刻的內在關系，以至《史記·三代世表》記載，其散在川滇交界地區的后裔直至漢代仍然號稱“黃帝后世”。

　　古蜀文明中來自中原的文化因素，在蜀地考古資料中還可以看到很多。其顯著者如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陶盉，明顯來自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而三星堆-金沙遺址的大量玉璋，其源頭也顯然在二里頭文化以至更早的陜北神木石峁等黃河流域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址。尤其是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禮器尊、罍、盤及其器型紋飾，乃是典型的商周青銅文化載體。至于三星堆遺址精美絕倫的獸面銅牌飾，類似的發現亦見于河南偃師二里頭、甘肅天水，以二里頭的最早，其次為天水出土者，三星堆的最晚，學者據此推測天水地區可能是連接中原與四川地區文化交流的紐帶。此說顯然符合上古文明進程的史實。與上述中原文化對古蜀的影響傳播相對，三星堆-金沙文化也在其延續發展進程中不斷向四面傳播輻射，其中東邊已逾峽江地區，北面也越過陜南抵達秦嶺渭水之際，說明文化的互動影響通常都是相互的。不過從長時段總體歷程而言，以中原為核心的華夏對古蜀文明的影響明顯呈現主導地位，尤其是上述尊罍盤、銅牌飾和牙璋等以青銅等貴重原料制作的金玉禮器，作為華夏政治文明上層建筑的精英文化器物，是政教互動融合乃至傳播滲透的物化堅證，強烈地揭示了上述主導地位，預示著三星堆古蜀文明與華夏文明互動的日漸強化和加深，必將導致二者融為一體的歷史趨勢，成為接踵而至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由東亞大陸地理歷史條件決定的中華早期文明歷史進程的必然結果。(彭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