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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拍抗癌家庭，他們看見了怎樣的人生

　　跟拍抗癌家庭，會感知怎樣的人生冷暖？

　　由陶濤、張琪、秦博、范士廣4位導演共同創作的紀錄電影《人間世》將于全國上映。影片作為醫療題材作品，聚焦抗癌家庭，用鏡頭記錄下他們的故事。二孩寶寶剛出生的媽媽許烈英被告知生命快要走到盡頭、被醫生告知需要截肢保命的王思蓉，癌癥給她們和家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

　　在無情命運里，“愛”的種子仍在向陽而生。在經歷過迷茫、掙扎和痛苦之后，她們和家人都選擇以愛和溫暖治愈彼此。

　　日前，《人間世》導演秦博、范士廣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分享了拍攝抗癌家庭的經歷與感悟。

　　抗癌家庭“創傷后的成長”

　　《人間世》電影背后，主創團隊接觸到的每個抗癌家庭的故事，都是緊緊圍繞“痛和愛”而書寫的命題。

　　紀錄電影《人間世》導演、監制陶濤曾表示，癌癥患者的生命質量是很低的，而他們的家庭其實是“隱秘的病人”，生命質量也很低，“他們都面臨一個問題，就是疾病帶來的創傷、應激”。

　　陶濤指出，電影聚焦展現的兩個家庭，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他們完成了一種創傷后的成長”，在此過程中收獲了愛，重新審視了自己跟家人的關系、跟世界的關系。

　　一位患癌癥的母親，所展現出的堅強、隱忍和付出，深深觸動了主創團隊。

　　范士廣說，當時這位母親即將臨盆，而病痛也在嚴重折磨著她。這位母親拒絕了打止痛針的建議，因為這可能會傷到孩子。她選擇硬忍著劇烈的疼痛——“然后我們那天陪著她整整坐了一個晚上”。

　　孩子出生了，哇哇大哭。一個新生命的降臨本該值得歡喜，然而剛生產完的母親，緊接著要繼續開始接受會診。在現場，看到患者病變的器官，范士廣說自己都被嚇到了：“那一刻，你就會理解為什么她會那么疼。”

　　秦博介紹說，有一對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將女兒留在老家請奶奶照顧。當女兒確診癌癥后，她媽媽原本的生活就摁下暫停鍵，立即把生活重心從打工轉變為陪女兒治療。原本有些疏離的母女關系，也漸漸發生改變。

　　秦博看到，兩個人是逐漸打開心里那扇門的。

　　“我們作為旁觀者，一點一滴地見證了這個過程，我們會看到母親去找那些能給孩子講的繪本——其實這個繪本對于女孩的年齡來說，已經有些過時了。但是母親似乎就是想從頭再來，把這些東西再給她孩子講講，跟孩子聊天。”

　　秦博說，在外人看來，母親也許不善表達，不太會“哄人”，但是她十分努力照顧與陪伴女兒的樣子，戳中了在場所有人，“在病房當中，有大量的時間你能聽到母女兩個人的歡聲笑語”。

　　拋去堅硬的社會性外殼看人性

　　作為紀錄片從業者，范士廣這幾年拍攝了很多大家眼中“艱難的時刻”，比如抗癌家庭，疫情下的武漢。

　　2020年年初，范士廣在武漢待了28天。近一個月的時間，他與團隊采訪了上海援鄂醫療隊的近百位醫護人員，記錄下隔離病房里的瞬間，視頻素材3萬多分鐘。

　　記者出身的范士廣曾奮斗在深度報道一線，而紀錄片與流動性強的新聞拍攝方法不太一樣，需要“蹲守式拍攝”——深耕一個地方，去觀察、熟悉、體驗、記錄，最后得出自己的觀察結果。“通過蹲守式拍攝，才能和所有的醫護人員、病人建立緊密聯系，對這里的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和疫情的關系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我們一定不是為了讓你去擠幾滴眼淚、感受到人間疾苦，才讓你進電影院的。”范士廣認為，每一次記錄“艱難的時刻”，不是為了“賣慘”，而是“希望把堅硬的社會性外殼拋去”，讓觀眾能看到人性，看清楚一個人的秉性和德性。

　　“我們做《人間世》紀錄片的一個底層邏輯是：我們拍攝是出于一個本真的人對另外一個人的關心，而不是出于導演為了接近和拍攝他的目的。”范士廣表示，陪伴關系貫穿于拍攝紀錄片的過程，有的患者家屬會協助導演舉著采音設備；而攝像師也會主動幫年紀尚小的患者洗頭。

　　作為社會紀實類紀錄片創作者，秦博時常會考慮“職業倫理”的難題，尤其拍攝對象是癌癥患者和家人，這不免令觀眾產生“殘忍”“冷漠”之感。

　　“我們常會遇到，拍攝對象有一個心愿，又非常缺少幫助。這種情況下你是不是也要摒棄拍攝者身份，進入到他們的故事中，進行一個深度的勾連？這個點和度又在哪里？”癌癥患者與家人“完成心愿”的時刻，出現在《人間世》電影中，秦博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在長久的陪伴中，當他們意識到記錄本身的意義時，他們一下子成為我們的一員，我們也成為他們中的一員，這時候倫理性的困境仿佛就被打破了。”秦博說。

　　有一種力量撥動我們的心弦

　　范士廣也坦承，作為《人間世》的導演之一，有時候，自己的出現會讓別人回憶起不好的往事，這讓他感到遺憾。

　　一位癌癥患者拍攝對象去世半年后，范士廣和另一位導演再次去看望其家屬，請對方吃了一頓火鍋。上菜后，那位家人沒有說一句話，一直低頭吃。過了許久，他把筷子放在碗上，對兩位導演說：“不好意思，我一看到你們，就想到了過去。”并且告訴他們，如今過日子經常需要靠不停刷短視頻才能打發掉漫長的時間。

　　那一刻，范士廣突然意識到，雖然他們本意是想去看望他，但到訪本身可能是一種打擾。

　　分別時，那位家屬下車前和范士廣握手。范士廣說：“我們珍重，彼此珍重。”他看著對方背影一直走遠——“那時候我意識到，我們這輩子可能不會再見面了”。

　　“這個職業挺難的，太沉重了。”范士廣說，《人間世》電視紀錄片第二季播完的那天晚上，他給自己做了一頓飯，然后睡覺夢見“臉上的腫瘤被切掉了”。

　　頗有隱喻感的夢境，令范士廣感嘆：“那算是一個心理上的釋放，這幾年過來挺不容易的。”

　　秦博說，做社會現實類紀錄片經歷這樣的時刻，雖然是痛苦和難堪的，但是“又會有另外的力量撩動我們的心弦”，于是相信這份工作確實頗有意義。

　　過去幾年，在持續關注癌癥患者和家庭的過程中，秦博發現，國內大眾對癌癥的重視程度和理性選擇也是有變化的。

　　“前幾年《人間世》第一季剛出來，大家討論的是不要忌諱去談‘生死’，討論死亡觀的教育等。現在回頭看，四五年過去了，公眾對于這些談論的開放度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更多是基于理性的探討。我覺得拍這部系列片對社會是有益的。”

　　結合自己的拍攝和創作經歷，秦博還特別提到，癌癥的治療不僅是一個醫學問題，我們更應當看到疾病帶來的更復雜的社會問題，“醫學，有時候就是人學”。

　　在秦博看來，癌癥晚期患者家庭，會面臨艱巨的選擇，比如，是砸鍋賣鐵花光財產去拯救一個人不到一年的生命，還是不投入所有，但要面臨生命縮短的殘酷現實。

　　“這對于任何一個親屬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選擇，而且它不存在‘二元對立’的情況，選擇一定是對的或者是錯的。”

　　秦博感慨，作為癌癥患者的主治醫生，所承擔的責任不僅是看病，還要與家屬做好溝通，緩解他們的心理負擔。

　　“醫生可以告訴家屬，選擇不同的方案，分別可以做些什么？每種方案會帶來什么樣的風險？”秦博覺得，“理性之下人的情感”尤為重要，盡量避免讓患者和家屬“陷入一種自我攻擊的狀態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