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鼓勵生育遇上延遲退休 這一代老年人該怎么選？

　　人口結構老化和少子化是老齡化社會的主要特征，通過延遲退休提升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優化生育政策提升生育率，是應對老齡化沖擊的兩件“法寶”。然而，在(外)祖父母已成為我國照料嬰幼兒的重要力量的背景之下，鼓勵生育政策與延遲退休之間的矛盾該如何化解。

　　一篇刊發于今年第9期《經濟研究》上的論文對這一矛盾給予了及時的關注。這篇名為《退休年齡制度的代際影響——基于子代生育時間選擇的研究》稱，延遲退休年齡不僅會影響到臨近退休一代人的勞動參與，還將對他們下一代(子代)產生影響，家庭代際時間轉移可以在一定程度緩解已婚女性生育和工作的兩難境地。

　　這篇論文的作者之一、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封進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延遲退休是大勢所趨，有關部門在制定延遲退休政策時也應考慮與嬰幼兒照料政策之間的協調平衡。在女性生育機會成本較高和缺乏社會托幼服務的環境中，延遲退休可能會導致生育年齡進一步推遲，沖銷生育政策的效果。

　　因此，封進認為：“彈性退休是一種比較好的政策選擇，在一定年齡范圍內允許勞動者選擇退休的時間。如果家里有第三代需要照顧，他們可以權衡是自己工作，還是自己退休讓子女工作，看看哪種決定對于家庭來說是最好的安排。”

　　隔代照料影響生育時間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制定人口長期發展戰略，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建議〉學習輔導百問》中提到，保持人口代際均衡發展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長久之計。我國人口正在經歷從數量壓力到結構性挑戰的歷史性轉變，老年人口偏多，青少年人口偏少將成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這既不利于保持代際和諧和社會活力，也不利于維護國家人口安全和增強人口長期發展戰略。

　　上述百問中的數據顯示，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6左右水平，每年出生人口在1600萬上下。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后，在2016年和2017年形成了生育小高峰，分別出生1786萬人和1723萬人，但2018年就降至1523萬人，2019年又降至1465萬人。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近期呼吁，“十四五”應穩妥推進生育政策改革，盡快實現家庭自主生育。

　　人口學界的共識是，初育年齡越晚，總和生育率越低。我國當代女性的生育年齡已逐漸推遲，實際初育年齡由1995年的24.36歲，上升到2012年的26.60歲。

　　上述論文稱，相比于父代超過退休年齡之前，父代超過退休年齡之后的子代生育率有顯著提高，說明子代會根據父代退休時間規劃自己的生育時間。

　　從我國現實的情況來看，在家庭(尤其是育齡女性)面臨生育和工作矛盾時，她們的父母是否有時間提供隔代照料可能改變生育時間的選擇。上述論文采用中國家庭跟蹤調查(CFPS)數據，發現父代退休對子代生育有積極的影響，基本結果顯示子代的生育概率會由此提升約6~9個百分點，提升了約44%~61%。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延遲退休的復雜性體現在我國臨近退休的一代人，需要承擔照顧家庭的老人以及第三代的責任。中國家庭追蹤調查數據顯示，大約有33.6%的老年人在被調查時的最近6個月里幫助子女照看過孩子。

　　中國健康與養老跟蹤調查(CHARLS) 2011年和2013年的兩期數據也顯示，被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覆蓋的女性和男性，辦理退休手續后照料孫子女的概率分別提高了30個百分點和16個百分點。

　　封進表示，很多辦理了退休手續的老人開始照料孫子女，一方面由于照料孫子女是我國長期保持的家庭傳統，另一方面與我國社會化照料體系嚴重缺乏有關。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研究員張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延遲退休政策和提高生育率是存在一定的沖突，主要是因為很多老年人延遲退休后工作和照料第三代之間存在沖突。但兩個改革目標并不一樣，兩項改革都是需要的。

　　延遲退休與提升生育率如何并行

　　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的深入，母親的時間價值與生育之間的沖突更為突出，女性工資存在“生育懲罰”，即生育導致女性勞動時間減少，工資下降。

　　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高，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2017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為61.49%，同年美國為55.74%，日本為50.50%。因而我國女性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很高，面臨生育和工作的兩難選擇。

　　上述論文提到，生育對女性工資率有顯著負向影響，通過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追蹤數據(CHNS)發現每生育一個孩子會造成女性工資率下降約7%，并且這種影響在受教育程度高、國有部門工作的女性中更為顯著。

　　封進表示，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時間價值與生育之間存在沖突，父代提供隔代照料可以幫助工資收入較高的女性減少可能存在的生育懲罰，應對社會嬰幼兒托管提供不足和成本高昂的狀況。

　　就社會托幼服務看，隨著市場化改革，教育部門和集體辦幼兒園占總體比例由1997年的77%下降到2016年的33%。而且多年來，3歲以下幼兒的托兒服務依然十分缺乏，衛健委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嬰幼兒在各類照護服務機構的入托率僅為4.1%。

　　不僅公辦托兒服務嚴重缺乏，社會力量興辦的托兒機構供給也十分不足，而且費用昂貴。

　　延遲退休與提升生育率如何并行？

　　封進認為，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需要考慮到其對放開生育政策效果的影響。相比于強制延遲退休年齡，靈活退休政策對于生育率和女性全職工作概率的負面影響更小。當前需改革僵化的退休年齡制度，將“領取養老金的年齡”和“退出就業崗位的年齡”分開，規定一個最低的領取養老金年齡，但并不要求人們必須退出勞動力市場。

　　張熠表示，延遲退休后我國還會實施更富有彈性的退休制度。老年人中差異性很大，延遲退休旨在促進人力資本較高、身體狀況較好的、企業迫切需要的老年人繼續從事正式工作。在家庭生產中還非常富有生產力的老年人，仍然可以早點退休，并且通過家庭政策支持他們照料第三代。

　　“不要只看到兩者之間的矛盾，也要看到他們目標的差異，以及我們通過更富有彈性的退休制度以及家庭支持政策，讓這兩個改革成為相互配合的左右手。”張熠說。

　　上述論文建議，通過完善社會嬰幼兒托管機構建設，減輕女性生育成本。對于0~3歲的嬰兒照料服務，目前的社會照料基本空白。但一些國家如韓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嬰幼兒服務已經列入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范疇。

　　復旦大學全球科創人才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姚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小步慢走，彈性實施，注重激勵”的原則下，一方面漸進式的實施延遲退休，對現有勞動力市場沖擊比較小，老年勞動力和所在家庭有適應的緩沖空間；另一方面，在實施進程中要加大家政服務、生育服務和育兒市場的建設，鼓勵服務型機構的建設和良性競爭，為家庭提供合理價格的專業服務。

　　此外，姚凱還建議，通過老年人延遲就業收入的合理化提高購買市場服務的購買力，政府也可以通過稅收補貼和創造就業崗位激勵支持家政和育兒市場服務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