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問卷調查中,絕大多數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領導及工作人員對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一系列舉措是充滿期待和充分肯定的,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不過,也有相當多的被調查者表現出一定的擔憂,這種擔憂來自于部門利益帶來的改革阻力。

　　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中最大的問題,還是選人用人問題。這些年來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現塌方式腐敗、系統式腐敗,說到底就是選人用人這個關鍵性方面出了問題。要認真貫徹實施中央制定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以此為契機,大刀闊斧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

　　□　本報記者　陳磊

　　“簡政放權后,如何防止監管缺位是一個新問題。你認為,目前是否出現了監管缺位或者混亂的問題?”

　　在回答這一問題時,超過90%的被調查者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仍然是簡政放權不徹底或者政府依然管得過多,市場、社會活力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

　　這是今年5月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報告(2014～2015)》(行政改革藍皮書)中的一項結論。該報告由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成立課題組編寫。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行政改革藍皮書副主編汪玉凱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說明,社會目前真正關注的還是如何進一步簡政放權的問題,而不是放權后帶來了多么嚴重的權力真空問題。

　　多數被調查者高度評價改革

　　目前,國務院部門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超過700項,提前兩年多完成減少三分之一行政審批事項的目標。

　　就2015年來說,我國繼續推進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對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對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黨政機關公務人員、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基層社區工作人員有什么看法呢?

　　為此,從2015年4月開始,“行政改革藍皮書”課題組歷經3個多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問卷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504份。

　　問卷對象涉及的范圍包括:中央國家機關司局級領導干部23人；福建省廈門市局級領導干部38人；內蒙古自治區處級領導干部54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處級領導干部48人；山西省忻州市科級干部80人；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區基層干部46人；北京市朝陽區科級及基層干部103人；全國省級工商銀行管理人員40人以及國家開發投資集團公司系統經理人員72人。

　　在問卷對象中,有局級領導干部61人,占被調查人數的12.1%；處級領導干部102人,占比20.2%；科級干部183人,占比36.3%；科級以下112人,占比22.2%；其他人員46人。

　　另外,從年齡和學歷看,參與問卷調查者年紀輕、學歷高的特征明顯。

　　在收回的504份有效問卷中,年齡在30歲至49歲的中年人群共324人,占64.3%；30歲以下的有16人,占0.32%。從受教育程度看,擁有本科和研究生學歷的人員共406人,占80.5%。

　　參與問卷調查者對2015年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是一種怎樣的總體看法?　

　　結果顯示,排在第一位的是“改革力度較大,社會反響較好”,共147人；排在第三位的“改革力度很大,社會反響非常好”,共115人。兩項合計達到262人,占被調查人數的51.9%。

　　排在第二位的是“改革力度大,但來自政府的阻力不可低估”,共131人。排在第四位的是“上面著急,下面不急,中梗阻現象突出”,共102人。

　　汪玉凱認為,這一調查結果說明:一是絕大多數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領導及工作人員,對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一系列舉措是充滿期待和充分肯定的,也給予了高度評價；二是也有相當多的被調查者表現出一定的擔憂,“這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此外,這種帶有矛盾的心理和判斷說明,很多人在選擇和判斷時,保持了謹慎的態度。”汪玉凱說。

　　改革最大阻力來自部門利益

　　對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被調查者有著怎樣的看法呢?

　　為了尋找答案,課題組在調查問卷中專門設計了問題:你認為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排在第一位的是“政府部門利益的阻力”,共有353人如此選擇,占比為70%。

　　“有改革決心,但缺乏有力的舉措”和“政府公務人員自身利益的阻力”,分別排在第二位、第三位。

　　課題組認為,調查結果在某種意義上應驗了前面的分析,即很多人對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保持了比較謹慎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到這一改革的阻力。

　　“如果改革的措施不力,或者一些好的改革舉措在實踐中無法得到落實,即使高層的改革決心很大,也未必能達到理想的改革結果。”汪玉凱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政府自身改革的復雜性和艱難性。”

　　在本次問卷調查中,課題組還特意設計了一個有關政府公信力的調查選項:你認為,目前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公信力如何?

　　有191人選擇了“70分至84分之間”,即“認為政府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有一定公信力的”,占比為37.8%,排在第一位。選擇“60分至69分”(認為公信力尚可維持)的被調查者有147人,占29.1%,排名第二。選擇“50分至59分”的被調查者有100人。

　　選擇“85分至100分”和“50分以下”的人數比較接近,前者有35人,后者有31人。

　　課題組認為,這個調查結果讓人喜憂參半,也很令人深思。

　　喜的是,共有74%的被調查者(選擇60分以上的人)認為政府還是有公信力的,“說明黨的十八大以來,通過反腐敗、轉作風,對政府公信力的認知度有明顯上升”。

　　憂的是,政府目前的公信力得分較低,選擇69分以下的被調查者共有278人,占55.1%。“說明從整體上看,對政府公信力評價是比較低的,心態也較為復雜”。

　　汪玉凱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我國面臨的信任風險。在互聯網時代,中國的網民已經接近7億,在無處不在的網絡大環境下,不斷改善政府與公眾的關系,無疑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根本途徑。

　　最關心如何進一步簡政放權

　　在政府自身改革中,圍繞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無疑是重中之重。那么,對這一重要問題,被調查者的看法如何呢?

　　課題組設計了一個問題:“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本輪政府改革的突出特點,深受各界關注,你認為國務院各部委掌握的實質性權力真的能下放來嗎?”

　　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能,但要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要有鐵腕的舉措”,共有272人,占53.9%。

　　排在第二位的是“不一定,政府部門自身的隱形抵觸能力是很強的”,共120人,占23.8%。如果再加上“很難,過去多次改革,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的41人,和“基本不抱什么希望”的18人,總共高達179人,占35.5%。

　　此外,簡政放權后如何做到放管結合,不出現公共治理中的權力真空,是目前各級政府遇到的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在回答“簡政放權后,如何防止監管缺位是一個新問題。你認為,目前是否出現了監管缺位或者混亂的問題”時,被調查者顯然達成了共識。

　　共有456人選擇“政府該放的并不徹底,該監管的反倒缺位,政府行為失范仍然是最大的問題”和“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簡政放權后的混亂問題,而是政府依然管得過多問題,市場、社會的活力還遠遠沒有釋放出來”,占比超過90%。

　　汪玉凱認為,這說明,不管是市場還是社會,目前真正關注的還是如何進一步簡政放權,而不是放權后帶來了多么嚴重的管理混亂或權力真空。

　　多數人對反腐敗抱極大信心

　　中紀委通報,2015年,全國共立案33萬件,處分33.6萬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1.4萬人。涉嫌違紀的中管干部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審查的90人。黨的十八大以來查處的中管干部覆蓋了31個省區市。

　　因此,反腐倡廉也就成為2015年政府自身建設與改革的組成部分,課題組設計的問題之一是,腐敗是世界性問題,你認為我國政府在公權力行使中的腐敗問題大體處在什么狀態?

　　排在前三位的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嚴重”“比較嚴重,已經泛化”“非常嚴重,觸目驚心,民眾已經忍無可忍”,分別有232人(46%)、156人(31%)、92人(18%)。

　　“對于絕大多數被調查者是體制內的黨政官員、企事業單位領導者來說,這一調查結果著實讓我們感到有些意外。這也再一次證明,中央展開的嚴厲反腐是多么重要。”汪玉凱說。

　　對于反腐敗斗爭的發展趨勢,被調查者同樣給出了明確的看法。

　　在回答“你對未來中國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有信心嗎”問題時,“有信心,但難度不可以低估”“反腐敗到了關鍵時刻,如果不能取得壓倒性勝利,會直接威脅到國家政權”“有信心,十八大后反腐取得巨大成就”,分屬前三位。

　　選擇“有信心”的兩項加起來,共有344人,占全部被調查人數的69%；僅有6人選擇“基本不抱希望”。

　　課題組認為,這個調查結果說明,多數被調查者不僅高度評價黨的十八大后的反腐敗斗爭,而且對未來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抱有極大的信心。

　　汪玉凱表示,當然,在對反腐敗斗爭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也有很多人看到了反腐敗斗爭的難度和風險。

　　汪玉凱建議,對于反腐倡廉,要圍繞政商關系以及以往的經驗和教訓,制定系統配套的政策,并使之逐步上升為防止權力濫用和腐敗制度籠子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該看到,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中最大的問題,還是選人用人問題。這些年來在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現塌方式腐敗、系統式腐敗,說到底就是選人用人這個關鍵性方面出了問題,因此才有這么多帶病提拔的現象。”汪玉凱對《法制日報》記者說,“要認真貫徹實施中央制定的干部能上能下制度,以此為契機,大刀闊斧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

　　制圖/李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