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的最后十年開始，隨著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全面迸發，從貨物到貨幣，從商業服務到金融服務，從資本到技術、通訊、交通和網絡，從人員到各類社會組織，各種要素的全球流動使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呼之欲出。然而，與各種要素全球流動相伴相生的并非就是穩定與和平。在沖突和硝煙中，全球化的力量受到質疑和遏制，世界秩序在全球化、區域化和大國政治三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下悄然變化。民族國家的時代并沒有離我們而去，在大國、強國作用明顯上升、地位愈發舉足輕重的背景下，追尋人類歷史上的強國之道顯得尤為重要。

　　國大未必國強

　　大國之所以成為大國，通常是由于資源稟賦、人口、疆域或歷史傳統等因素。世界上有領土大國、資源大國和人口大國，也有工業經濟大國、歷史文明大國、軍事大國。工業發達的日本不以資源見長，卻能以其工業產品而躋身經濟大國行列；地處阿拉伯國家包圍之中的以色列和曾在東西方之間奉行“武裝中立”的瑞典，國雖不大，但軍事力量超群。英國和法國都是核大國，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更賦予它們政治大國的地位。然而，大國與強國之間顯然不能想當然地畫上等號。

　　在人類歷史上，國家大而不強的例子比比皆是。古代文明大國現今所剩無幾，世界上的資源大國往往成為強權瓜分的對象。大國如不同時具有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社會動員力并具備國際影響力，不能使國際規則的制定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那么，廣袤的領土可能成為強權瓜分的目標，豐富的資源可能被掠奪殆盡，悠久的文明可能出現斷裂或消失，眾多的人口也可能淪為苦役。中世紀末期，波蘭堪稱歐洲版圖上的大國，卻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次被沙皇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最終難逃亡國的命運。18世紀的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且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但到了19世紀卻已淪為西方列強侵略和瓜分的對象，不僅要割地賠款，而且還成為海外苦役的主要來源地。可見，國大未必國強是歷史已經證明了的重要結論。

　　強國緣何而強

　　強國之夢，不僅中國人有，外國人也有。人們總結歷史經驗認為，強國需要具備一些基本條件，例如：民族認同、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教育普及、思想開放、法制健全等等。這些條件相互作用、彼此促進，進而形成綜合實力，對內可以維護國家安定、促進經濟繁榮、推動社會進步；對外能夠保護國家權益、提升國家形象、影響國際規則制定，使之有利于本國長期繁榮發展。

　　在人類歷史上，民族認同是強國最基本的條件。歐洲早期的強國都是首先實現了民族認同，進而建立起統一體制的國家。普魯士為統一德國采取了全面戰略：一方面強軍備戰，一方面建立社會保險；一方面發動局部戰爭，一方面廣結外交聯盟。美國為了國家統一，也曾不惜進行南北戰爭。在現代，聯邦德國為了民族統一而耗費巨資，經歷了經濟社會的痛苦改革和資源重組等。文化符號、外交斡旋、國家體制建設和改革都曾用于促進民族認同。因此，民族認同不單是文化和信念的趨同，更深刻地體現在國家體制的一致性上。18世紀的波蘭在歐洲諸國紛紛強化國家體制、實行開明君主制的歷史背景下，反其道而行之，實行“貴族民主”和“自由選王”的分權體制，議會議而不決，中央權力弱化，各路貴族為了一己私利而相互出賣，犧牲國家的自主、獨立和統一，給外國勢力不斷插手波蘭內政、進而瓜分波蘭以可乘之機。歷史上，四分五裂的波蘭共和國、組織松散的神圣羅馬帝國都成為強權角逐的戰場。而強國的君主們則標榜“君權神授”，加速了權力的集中、體制的建設，并有效組織稅收、組建常備軍和國家機器。

　　對于財富的掌控曾經被奉為強國秘方。西班牙借助基督教會強大的普世威權而走強，通過掠奪南美洲的金銀而暴富，然而并沒有建立起一種創造財富、獲取力量的長效機制，其無敵艦隊一戰而敗。英國選擇了與羅馬教廷分庭抗禮，剝奪教會的財產而強化了國家財政和民族認同，并且不斷通過知識更新和技術創新支持其在海外的擴張和掠奪，占領了相當于其本土面積96倍的海外殖民地，并通過龐大的“日不落帝國”體系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17、18世紀，知識的普及和技術的更新不斷催生新財富，這使強權的君主們為之癡迷。他們不惜一擲千金去支持海外探險，也熱衷于哲學探討和科學革命，并將其用于實際的技術更新和財富增長。在那個對人類的理性、科學的力量和自然的進步充滿信心的時代，對自然力和自然法具有通約性認知的時代，一批強國得以群體性崛起。這也意味著世界進入了強國之間相互影響、相互競爭并建立以均勢為原則的國際法規和國際關系的時代。這些強國的典型做法是：專制下的啟蒙、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更有效的國家機器、更強大的軍隊、更多的海外領地。為了增強實力，歐洲的“開明君主”們以啟蒙為時尚，競相開放思想、傳播科學、解放農奴、改革貴族分權體制、鼓勵農商、發展工業、建立行政體制、完善武器裝備，其影響遠及20世紀。

　　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在強國內部帶來了結構性的變化。工業革命帶來的新財富使貴族和資產者之間形成了爭奪、沖突和革命，迫使國家通過法律重新規范財產權，并使國家成為資本的保護神。工業革命還造就了工人階級，而頻仍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又迫使代表資本的國家不得不干預社會分配、改變權力模式，爭取工人對國家的忠誠，從而將國家體制置于不斷的改革過程中。哲學和科學革命促進了工業革命、武器更新、資本積累和行政改革，還使民族語言和文化得以復興并反作用于國家意識的增強、國家資源的整合和國家體制的改革。

　　自動化的快速發展和工業化生產方式的急劇變化，使資本主義國家對國外資源和市場的需求不斷增長。資本將國家綁上對外擴張的戰車，弱肉強食的規則被列強奉為國家的圭臬。它們跟隨傳教士和探險者進入非洲腹地，擄走了人口、瓜分了領土。它們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在“世界文明”的旗幟下，西方列強的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自由思想和政治思潮、工商業和金融業、科學技術和人文觀念、社會組織和宗教機構像爆炸后的沖擊波一樣向全世界蔓延。西方的強國之路成為世界各國爭先恐后效仿的榜樣，直至列強間的爭奪將整個世界拖入戰爭的泥潭。

　　新時代的強國之路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一批國家將工業化作為國家的發展戰略，把工業化視為國家強盛的根本原因，工業化成了叢林原則下適者生存、強國富民的必由之路。戰爭加快了整個世界的工業化進程，催生了實現工業化的各種國家嘗試，有的采取計劃經濟，有的依托市場經濟，但結果是有的取得成功，有的歸于失敗。與工業化相伴相生的其他各種強國要素逐漸得到重視。

　　國際環境也發生了變化。在美蘇兩霸爭雄的時代，早年的強國并沒有淡出世界舞臺。它們在迅速恢復工業經濟的同時，將利用域外資源作為獲取國家利益、恢復國家實力的必要手段。英國和日本通過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分別維系在歐洲和亞洲的特殊地位。而德國則通過將魯爾區的煤鋼產業置于國際共管的體制下，從而將國家間的爭奪對象變為國家間的共同財富。德國在將自身利益化為歐洲利益的同時，依托歐洲聯盟體制獲得了更多的主權、更豐足的實惠和更好的形象。中國則通過參與世界市場體制而更加繁榮，應驗了拿破侖關于“只有體制才能決定一國的未來”的預言。

　　顯而易見，強國要素既包括國內的結構性調整，也包括外部環境，更依賴于內因和外因的聯動機制。每個國家都可將國家的資源稟賦和傳統優勢與體制機制有機結合起來，采取適當的外交戰略，加上領導者的堅定意志，使自己更加強大。二戰結束后，英國失去了一個帝國，卻利用語言優勢搶占了信息技術和金融革命的先機。二戰后的德國險遭被肢解的命運，卻依靠自我遏制和外交努力贏得了鄰國的接納并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對于強國來說，經濟力量至關重要，但是經濟力量的獲得不僅有多種途徑，而且要與其他力量相輔相成。

　　中國歷來就有國家統一的傳統理念和民意基礎，但這種理念和基礎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會崩塌。中國曾經是小農經濟發達的富庶國家，但是一旦農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國家就難以穩定。中國歷來重視教育，但是當教育與現代工業和科技創新脫節，國家就難以興盛。中國有豐富的治國經驗，但是治國方略如不適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國家就難以長治久安。中國有勤勞勇敢的人民，但是只有人民被充分地組織動員起來形成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才能形成不可戰勝的力量。中國之強，強在傳統、強在文化、強在體制，更強在人民。人民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強盛之本，為人民利益而興國，國家才有發展經濟、完善體制的動力。為人民的利益而強國，中國只會走大國合作、互通有無、共同發展之路，決不會走強權爭霸之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學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