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圈的展現,如果涉及秘密,那么就要與隱私相關。說到底,隱私在民事權利領域也是一種權利

　　微信推出了發紅包看照片活動,一時間引得朋友圈“嚴重霧霾”,蒙著毛玻璃的照片滿天飛。有人撰文稱,不得不佩服微信公司卓越的玩耍能力,冷不丁發起一個“發紅包看照片”的活動,竟引得朋友圈一場現象級的狂歡。這事兒有創意,談錢不傷感情。因為我知道,聊一聊、鬧一鬧,是朋友之間建立感情的重要方式,只是大家平時都很忙,真的很需要一個恰當的理由或者契機(1月28日《南方都市報》)。

　　微信作為一種網絡服務,基本定位就在于社交性,不論微信支付、朋友圈、游戲、微商、搖一搖,或者是曇花一現的紅包照片,說到底都是以社交性為基礎的。

　　微信與生俱來的社交性和深植于移動客戶端的基因,決定了其在眾多社交平臺中一統江湖的地位。也正是這種以高社交性為根基的商業模式,擁有了超強的客戶潛力和相關市場的隱含份額。微信團隊目前正依靠著令人側目的龐大用戶群,不斷開疆拓土,幾乎涵蓋了現有網絡服務的各個方面。

　　縱向市場的成功,必然會走向橫向市場的拓展。各大網絡服務提供者在市場面前,一般都存在核心商業利益的固定陣地,也會有交叉市場中的勢力范圍。

　　單說紅包照片,毫無疑問,這是微信團隊的一個嘗試,社交化如果能加上支付功能,就會寓教于樂,齊頭并進的商業嘗試不是一個壞事。從微信傳播性看,主體的展現和旁觀者的窺私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傳播的目的一個是思想,一個就是秘密。思想通過秘密加以表達的最好方式,可能非微信這種熟人圈莫屬。

　　熟人圈的展現,如果涉及秘密,那么就要與隱私相關。說到底,隱私在民事權利領域也是一種權利,既然是權利,民事主體就有決定展現和不展現、決定向誰展現、決定如何展現的權利。當然,這種秘密若是違反了法律,或者侵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權益,則另當別論。

　　從網絡服務提供者角度看,紅包照片不會讓微信變成第二個快播,這是為什么呢?快播本身與微信一樣,都是一個平臺,運營主體性質是網絡服務提供者(ISP)。網站本身并不產生內容,所有內容都是網民或其他人上傳的,按照技術中立性原則,網站僅按照“避風港規則”或“紅旗規則”承擔過錯責任。快播之所以觸犯了法律,并非是技術的過錯,也不是平臺責任的特殊性規定,而是快播濫用了P2P技術。

　　例如,用戶在使用快播時,只要對存在自己硬盤里的視頻看過十次,或所有用戶看過某一本地硬盤的視頻超過十次,那么,快播就會將這個視頻作為熱門視頻,以緩存的方式儲存在自己遍布中國的兩千個服務器之中。然后,快播再將這些保存下來的視頻,通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其他本來硬盤中沒有這些視頻的用戶推廣。如此一來,快播平臺性質就變了,從網絡服務提供者變成了發布者和傳播者,當這些視頻出現問題,快播當然難辭其咎。

　　微信的紅包照片不同,微信平臺本身并不對照片控制,也不會直接或間接推薦給不符合發布者意愿的第三人。因此,平臺在紅包照片功能的實質是網絡服務提供者,而不是發布者或傳播者,即便是照片本身出現問題,平臺也不承擔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紅包照片功能也會讓微信平臺產生責任,主要是在權利人發現自己權利被侵害,或者有人向微信平臺舉報照片存在違法性問題后,平臺沒有及時履行責任,這時,平臺就要和直接侵權人一道承擔連帶責任了。(朱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