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雁過拔毛”

　　——聚焦“群眾身邊的腐敗”

　　半月談記者近日在湖南、重慶等地調研發現，“雁過拔毛”式腐敗對群眾利益損害最為直接，老百姓深惡痛絕。基層干部群眾呼吁，扎牢制度籬笆，織密監督之網，避免權力末梢監管掛空擋。

　　所謂“雁過拔毛”式腐敗，是指但凡經手資金、項目，都要從中撈取好處或利益。

　　在湖南省寧鄉縣采訪時，多位干部向記者提到一位吃拿卡要出了名的村支書。當地紀委調查發現，這位名叫劉鑫高的資福鄉河泉村原黨支部書記，不僅在危房改造資金上打主意，向危房改造戶索要好處費，甚至連貧困生微薄的助學金也不放過。

　　“經過劉鑫高的手，河泉村一位貧困生從團縣委申請獲得了1400元助學金，卻被他抽走400元作為感謝費。一粒老鼠屎，壞了一倉谷，基層干部的形象就是被這樣的人搞壞的。”寧鄉縣一位干部說。

　　在湖南長沙城區采訪時，一些市民向記者抱怨，有些惠民政策明明白紙黑字，但就是落不到實處，尤其一些惠民資金的去向經常不明不白。開福區紀委就查處了一起截留困難群眾補貼的典型案例，湘雅路文昌閣社區殘疾人易某某的燃油補貼費共4.8萬余元遲遲不到位，竟然是被社區黨委原書記陳玉香、原居委會主任夏意玲私下截留，并挪作他用了。

　　一些基層干部甚至截留政府收入。在重慶市永川區雙石鎮復生橋村，村干部孔某在擔任計生專干、黨總支委員期間，就利用協助鎮政府開展計生工作的職務便利，伙同時任村黨總支書記龍某，將14戶違法生育戶繳納的社會撫養費共計10.5萬元截留私分。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在征地拆遷、涉農惠民資金、醫療衛生、農村“三資”管理、村級工程建設等領域，“雁過拔毛”式腐敗呈現出易發、多發的突出特點。僅在長沙市一個郊區縣，2015年1月至10月，當地縣紀委就立案查處此類腐敗問題37件次，占全部案件數的35%，處分黨員干部37人，其中，正科級干部2人，副科級干部5人。

　　“雁過拔毛”式腐敗，本質也是老百姓身邊的權力尋租、權力變現。長江上游一碼頭負責人抱怨說，建碼頭是一件耗財力、人力和精力的事情，他幾年前申報建碼頭，資金已經花了幾百萬元，但項目可行性報告還沒有拿到。

　　“涉及的部門眾多，這些部門都需要去走動，一個環節處理不好，就會在申報環節被卡。甚至一些沒有審批權的街道、社區，也會找上門來，以安全、穩定等理由制造麻煩，實際上就是讓你去走動，你不去意思意思，就別想順利開工。”這位負責人說。

　　“至少30%！沒有這個數，你想都別想，項目再好也輪不到你。”在長沙一間茶樓內，一位與記者相熟的科技咨詢公司老總豎起三個手指，他的意思是說，一家企業向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申請各類補貼和扶持資金，至少要拿出3成資金當做打點成本。

　　也有村干部向記者吐槽，有時截留或者套取項目資金也是“無奈之舉”。“村里沒什么集體經濟，每年運轉經費極為有限。村里搞建設，我們只能向上級爭取項目資金。請客吃飯、唱歌洗腳、送土特產，都是聯絡感情、爭取支持的老套路，但這些花銷都是沒地方報的，只能在拿到項目資金以后，想方設法拿出一些補缺。”湘西一位村支書說。

　　湖南省華夏廉潔文化研究會會長傅學儉認為，在一些領域，“雁過拔毛”式腐敗之所以易發、多發，主要有三個方面原因：一是基層“天高皇帝遠”，很多群眾對政策不熟悉，導致一些干部習慣肆意妄為；二是基層監管力量薄弱，一些腐敗苗頭沒有及時澆滅；三是基層組織羸弱，往往“無米下炊”、沒錢辦事，一些基層干部“跑局錢進”的沖動強烈。

　　基層干部認為，“雁過拔毛”式腐敗涉及金額雖然不大，但是由于其直接危害到黨和國家的執政基礎，貽害無窮，必須加大查處和打擊力度。

　　記者在湖南瀏陽市采訪了解到，該市紀委正組織開展村級黨風廉政建設專項巡查工作，首次巡查在2015年11月20日至2016年1月期間集中進行，巡查對象為官橋鎮新園村。

　　2016年開始，瀏陽市紀委將針對信訪總量較高、“四風”問題突出、財務管理混亂等村級黨風廉政建設問題，更大范圍地開展專項巡查。瀏陽市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在村一級，“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群眾監督太難”的現象非常嚴重。現在市委巡視組“進村入戶”了，農村群眾在家門口就可以反映問題，這對村干部的威懾力極大。

　　傅學儉認為，不管是基層行政部門，還是鄉鎮村組，權力暗箱操作、封閉運行都是滋生腐敗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提高信息公開力度，防止基層權力暗箱操作。(半月談記者 劉良恒 韓振)

　　沉重的“無事酒”

　　——聚焦“群眾身邊的腐敗”

　　無事酒，就是在缺乏合理理由的情況下辦酒席，并收取禮金。近年來，這種不良之風在我國一些農村地區較為普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一些黨員干部也借機斂財，給群眾帶來沉重負擔。

　　西部地區一位鄉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近年來國家雖然強化了反腐力度，但一些黨員干部仍然頂風擺無事酒，其中會暗含利益輸送。“一些部門領導擺酒喊你去，你總要表表心意吧，心意不夠還不行，鄉鎮很多資源都要從上級單位部門要。”這位黨委書記無奈地說。

　　湘西某縣一位干部向記者吐槽：“2015年我36歲，按照土家族風俗是要辦酒席的，但是怕被處分，不敢辦。但是有的領導干部悄悄辦，邀請我去。不去怕得罪人，被穿小鞋，去了自己又吃虧。”

　　在西部的一個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近年來該縣紀委多次查處黨員干部辦無事酒斂財。2014年上半年，該縣一名干部因擺無事酒被查處。據這名干部說，他每年要送四五萬元份子錢，為了將送出去的份子錢收回，他以搬家為由辦酒席，結果被縣紀委當場查處，并將收取的10萬元禮金退還。“辦酒前知道縣里禁止辦無事酒，但以前很多領導干部都在辦，我就心存僥幸，覺得自己不辦太吃虧。”

　　該縣監察局局長介紹，除了縣管干部，在被查處的市管干部中，也存在借辦酒斂財的情況。而在村級干部中，這種情況更為突出。近兩年來，巫溪縣已查處多名村級干部擺無事酒斂財。

　　秦巴山區的一些村民向記者坦言，很多政策掌握在村干部手里，村民要想辦事方便，普遍將“趕人情”視為“敲門磚”，通過參加村干部的酒宴來達到目的。一些村民說，雖然平時沒怎么和村干部接觸，但是不去怕得罪了村干部，導致一些惠農補貼、補助等無法享受。

　　由于頻繁參加酒宴，且禮金越來越高，不少農民甚至部分干部感到負擔很重。一位工作了10多年的鄉鎮干部告訴記者，他每年家庭收入5萬元，但送份子錢就要送三四萬元，目前孩子在上初中，經濟壓力很大。

　　“有些干部頻繁辦酒，收一次錢頂農民十來年的收入，雖然知道是腐敗，但是不得不送。不過，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表面上不說，心里都恨著呢！”一名村民說。

　　針對部分地區愈演愈烈的辦酒風，湖南省規定，從2013年11月1日起，黨和國家工作人員除婚禮、喪事外，禁辦酒宴，村委會干部參照本規定執行。

　　半月談記者在重慶巫溪縣采訪了解到，該縣自2014年開始整治無事酒。“全縣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無事酒是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我們通過整治無事酒，加強黨風、民風建設。”巫溪縣委書記唐德祥說，該縣由縣紀委牽頭出臺規定，鄉鎮街道和部門細化配套方案，完善村規民約，實行縣、鄉、村三級聯動。

　　“經過深入調研，我們對辦酒范圍進行了嚴格限定，除婚嫁和喪事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辦酒。婚嫁和喪事也需要提前15天申報，并且桌席被限定在15桌以內。領導干部一旦被發現違規辦酒，一律免職，同時還可能追加黨紀處分。”巫溪縣紀委書記張治民說。

　　除了查處時“不打折扣”，巫溪縣還從源頭上下工夫。比如，針對升學宴，巫溪縣從學校入手，對學生加強宣傳教育，并讓學生簽訂承諾書，實現了零升學宴；針對可能辦無事酒的重點人群，提前介入勸阻。

　　“自從2014年4月開始整治無事酒后，我送的份子錢少多了。”巫溪縣上磺鎮居民姚瓊說，自己以前每年要送五六萬元份子錢，參加300次左右酒宴，2015年只送了不到3000元，大大減輕了負擔。

　　雖然整治工作取得顯著成效，但無事酒也呈現出隱秘化、分散化、跨區域等特點，給后續整治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

　　“一些人為了規避檢查，到其他鄉鎮、區縣辦無事酒；一些人為了掩人耳目，化整為零，多個場所分散辦無事酒；甚至還有一些人，今天辦兩桌，明天擺幾席，只收禮金，不寫禮單。”一名紀檢干部告訴記者。

　　唐德祥認為，對無事酒的整治一定要依法依規，否則不但操作流程無法規范，整治成果也很難固化。中央公布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專門針對大操大辦進行了相關規定，各地應在此準則的基礎上，對相關條款進行細化，以便基層政府對照執行。

　　一些紀檢干部說，整治無事酒最好形成全國一盤棋，不能有些地方搞，其他地方不搞。這是移風易俗的事情，稍微有些松懈就有可能前功盡棄。

　　基層干部群眾建議，整治無事酒涉及多個部門，只有部門聯動才能實現效果最大化。還應充分發揮村民自治，利用村規民約實現群眾自我管理。(半月談記者 韓振 劉良恒)